乱被苟政陆续解决抑或压制下来之后，以军功授田的地基也打下来了。有这份基础，在授田事宜上，很多明显的问题都能避开了。

    而当军户府与各营將士开始发挥作用，西迁中原民户虽眾，却也仅仅是人多罢了，在安置上的困难反而不如过去几次。

    借著对洛阳、诚桥两役有功將士的封赏，对关中集团已经全面铺开的授田之法，苟政也打算进行最后一次修正与完善。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功爵制该正式出台了。这件事，从当初王猛对苟政的政法建设那一通论述后，苟政便上了心。

    制度建立初期，由於经验缺失，条件限制，有各种不合理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过渡之后，要想获得更好的发展，並减少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麻烦，改革改良也是必由之路。

    由“军职”授田，更正为“军爵”授田，是苟政筹谋多时的事情。起初，苟政原本是打算仿效“秦帝国”的二十级军功爵制。

    但在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后，放弃了，那是“贏秦”，而非“苟秦”。如今毕竟不是七八百年前的战国时代了，从经济形態到思想內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值此崩乱失序之世，苟政的確有意识地通过功爵与土地绑定的办法，来激励士气，安抚功臣，促进发展。

    但他並不是真的想重建一个“贏秦”，那套过度依赖战爭的功爵制，终究过於单薄，缺乏弹性，失之灵活，已不適应当前社会变迁。

    而苟政的最终选择，还是顺应时代的发展，决定建立一条独属於“苟秦”的功爵制，抑或说勋爵制。

    策勛十二转，赏赐百千强。《木兰辞》中的这句诗，苟政可是记忆深刻，基於此，苟政毫无负担地奉行“拿来主义”，將那套经过几代统治者检验完善的“十二转勋爵制”提前拿出来用了。

    当然，功爵的形式如何，並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於，从苟政计划实施“勋爵制”开始，就將一步步减少实物赏赐（尤其是土地与佃户）。

    在苟政的最终构想中，秦军將士將依託授赏土地而存在、发展，但土地之赏赐不是无限的。

    每一级勋爵，都有土地授赏限制，比如第一转勛位武骑尉，其授赏田土最高为一千亩，倘有新功，未至升勛，超额部分，则通过钱粮、俸料、官职等其他办法弥补。

    总之，以苟政称王为分水岭，秦军將进行最后一波大规模功田授赏，赏田，

    赏人，赏宅，赏耕牛、农具。

    再之后，军功授赏的內在逻辑与功能，將一步步扭转，服务於新的属於苟秦的统治逻辑。

    当然，可以预见的，按照苟政这种思路搞下去，在不短的时间內，勋爵乃至军职与土地的捆绑，將十分严密。

    称王开国，將是苟政人生，以及关中新政权发展的一个极其关键的节点，一个里程碑。在此之前，苟政將绞尽脑汁、呕心沥血，为此前不成熟、不完善的各项条制约法“打补丁”。

    而具体到中原之役论功行赏，在具体敘定上，还需等苟武率大军凯旋长安之后，再行商定。苟政的態度很清晰，將士前线浴血拼杀的功绩，不是他们这些人在长安衙署內，就能隨意评定。

    从澄心堂散议之后，在苟政的鞭策之下，长安诸衙、关中各郡及诸屯营职吏，都再度动了起来。

    在冬季之初，便为关中注入一阵热火朝天的活力，也努力为永和八年，画上一个完美的句號。

    “主公，梁安那边遣人上报请示，使蓟之命，是否继续？”通事程宪，前来匯报。

    正仔细研究考虑製法问题的苟政，闻言微訥，很快面露恍然，抚额苦笑道：“这阵子繁忙，却把此事忽略了，梁安人现在何处？”

    程宪答道：“梁安初已行至软关，后闻燕军南渡，与我军交锋於充州，故而停留。眼下，我军已尽数西撤，与燕军亦已罢战，梁安方有此问。”

    此前，苟政与郭毅商议，为了减轻来自晋廷的压力，特遣梁安作使者，东出使蓟，劝燕王慕容偽登基称帝。

    结果嘛，燕军的突然南下，尤其是围攻罗文惠部的举措，再一次加剧了秦燕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苟政遣使蓟城的行为，就多少有些小丑了。

    此时，再提起梁安使命的事情，他这心情，就更加彆扭了。

    “孤本诚意十足，欲放下夷夏之別，卖慕容偽一个面子，与其共抗晋廷，却不曾想，此人如此骄，不可一世..：：.：”苟政淡淡的语气间，带著不爽：“看起来，秦燕之间，还是更適合刀兵说话！”

    听苟政这么说，程宪微微一嘆，再拱手道：“不知梁安那边，如何答覆？”

    对此，程宪略显犹豫，但在苟政询问的目光下，还是沉声应道：“以在下愚见，为大局计，蓟城使命，还是可以继续。

    主公与普之间，已是水火不容，早晚还有大战，以我军实力，想要同时对抗燕、普，毕竟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