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格外团结，分外卖力，兵员、器械、舟船、粮秣，迅速从江南各地向长江沿岸州镇输送。

    又有谢尚这个士族领袖亲自到歷阳坐镇指挥，鼓舞士气，在一阵鸡飞狗跳之中，长江防线总算稳定下来。

    不过，这条防线强度如何，就需要经过时间与战斗的检验了。

    在谢尚忙著建立长江防线之时，姚襄又在做什么呢？就八个字：攻城略地，招降纳叛。

    他以合肥为中心，四处发兵，搜刮军辐，同时大量招募流民、侨民，部队飞速膨胀很快在淮南，其手下兵民眾便达七万余眾。

    依附他们的淮南民眾中，有许多赵末之后，新近南迁的中原士民，他们南下之后，大多得不到妥善安置，许多人只能在江北的侨州、侨郡中苦苦挣扎，饱受排挤与欺辱，日子过得很苦。

    姚襄的到来与招揽，对这些中原流民来说，无疑是提供了另外一条出路，这个世道，

    当顺民永远別想过上好日子。

    对新依附的这些流民眾，姚襄除了挑拣精壮充入军中，余者悉数转移到芍陂周遭，甚至守宰，进行屯由。

    对江北其他郡县的普国將吏，姚襄也积极遣人联络收买，只要愿意归附的，全部升官发財。

    在姚襄的收买之下，还真就有不少东晋官吏，选择投靠姚襄，毕竟这时候姚襄看起来的確势大，完全一副能打过去的样子。

    更何况，接受姚襄委任，並不代表完全投身，只是为避姚军攻击，所採取的权宜之计罢了。

    一旦形势有变，易帜反正即可。届时，只需换个说辞，便可成为忍辱负重、坚守抗贼的大晋忠良。

    这种情况，再寻常普通不过了，过去几十年的东晋大小动乱之中，此类事件，更不胜枚举。

    当姚襄摆出一副要在江北久留的架势，那一系列的军政举措传开之后，建康朝廷深表担忧。

    倘若真让姚襄在江北站稳了脚跟，那他们就將长期饱受姚军攻略，那简直是踩在了晋国的腰眼上。

    届时满朝公卿恐怕都得寢食难安，毕竟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姚襄就打过江来了。

    基於这方面的忧虑，眼见著长江防线日渐稳固，建康朝中又有一股声音开始抬头。

    那便是，敦促谢尚出兵，击败姚襄，將他赶回淮北，至少也得收复合肥，不能让姚襄那般顺顺利利在江北招抚发展。

    不过这种声音，传过长江，便被谢尚直接掐掉了。无谓的忧虑，虫般的噪，谢尚怎会听。

    身肩重任的谢尚，脑子可清醒著，他若再败，长江防线崩溃，哪怕没有水师，那姚襄也能打进建康城去。

    江北再乱，不伤命脉，江东若被姚军侵掠一波，动摇的可就是东晋的根基了。

    因此，短时间內，坚守江北诸堡，拱卫建康，徐图反击，才是济危救难之法，绝不可贸然发兵。

    谢尚將他的考量，书写成文，发往建康。所幸这一回，秉政的司马勛，没有裹乱，而是以褚太后与普帝的名义，遣使过江白谢尚：大晋安危，便拜託谢公了！

    当然，谢尚並不是一味採取龟缩防御，他的策略是，军事坚守，政治攻略。

    在以歷阳为核心，组建起水陆防线之后，谢尚便少有地在將佐、僚属面前露出放鬆的姿態。

    针对江北局势与姚襄，谢尚侃侃而谈，他直言，姚襄確有雄武之姿，长於统兵驭眾，

    却少了几分谋略与远见。

    他若趁殷浩新败、江北溃局之时，集中力量，饮马长江，择地而渡，打到建康去，或许行险，但未必没有功成之可能，至少也能把江东搅个天翻地覆。

    但姚襄选择了求稳，他不敢豁出一切，他没有水师助力，他顾忌江北堡寨，他更怕过江之后被截断归路......

    在谢尚看来，从姚襄开始在江北招抚流亡，甚至开始屯田经营时，他便开始走上失败的路途了。

    江西、淮南不比譙郡，没法让姚襄安心屯田，民心基础不一样。那些受其招揽的中原流民，比起那些在江北安置多年的北方侨民与当地士民来说，实在微不足道。

    而后者，才代表江北地区的“民心”，这些人，经过三十多年积累，有资產、有土地，对姚襄的南掠入寇，天然地厌恶与排斥，他们是江北动盪最直接的利益受损者。

    这部分属於既得利益者的群体，毫无疑问是支持东普朝廷的，只要善加组织利用，挤也能把姚襄挤出淮南。

    至於那些投降姚襄的將吏，则更加不可能与姚逆一条心，只需派人游说，给予宽免与赏赐，爭取这些“逆臣”反正，不会是什么难事。

    基於这样的判断，谢尚对姚襄的政治攻势，很快就展开了，分为三步走，抑或说三管齐下。

    一方面，谢尚遣使北上合肥，面见姚襄，说以当初的情谊，奉劝他及时醒悟，不要继续做亲痛仇快的事情。

    並且，谢尚代表晋廷对姚襄许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