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六点，天还未亮透。

    王建军买了一张最早开往街县的高铁票。

    他没有惊动熟睡的母亲和妹妹，只在餐桌上留下一张字条：“妈，我去街县办点事，勿念，很快回来。”

    高铁在晨曦中穿行，车窗外的景物在视野中飞速倒退、模糊。

    王建军靠在座位上，闭目养神，整个人如同一块沉默的岩石，与周围或打著瞌睡、或低声交谈的乘客们格格不入。

    没人知道，这副平静得过分的躯壳下，正酝酿著一场足以倾覆一地的雷霆风暴。

    两个小时后，高铁抵达街县。

    这个以“街”为名的小县城，还残留著昨夜的喧囂与沉寂。

    王建军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在站外计程车停靠点，上了一辆车对司机报出了一个地址：“县人民医院。”

    医院住院部的icu病房外，狭窄的走廊里充满了消毒水和绝望混合在一起的压抑味道。

    他的远房表哥，王涛的父亲王建国，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此刻双眼布满血丝，头髮凌乱，原本憨厚朴实的脸上，只剩下被现实反覆捶打后的麻木和无助。

    表嫂则早已哭干了眼泪，靠在冰冷的墙边，眼神空洞，仿佛灵魂都被抽走了。

    一夜之间，这对勤劳本分的夫妻，仿佛被生生抽走了二十年的阳寿。

    王建军的出现像是一块投入死水的石子。

    “建军……”王建国看到他，嘴唇哆嗦著，想站起来，双腿却软得不听使唤。

    王建军没有说太多空洞的安慰话。

    他只是走上前，用力拍了拍表哥的肩膀，然后隔著那扇厚重的玻璃窗，望向里面。

    病床上，那个过年时还围著他，嘰嘰喳喳地问著部队里趣事，满眼都是崇拜的半大少年，此刻像个被隨意丟弃的破碎布娃娃。

    他浑身缠满了绷带，脸上、胳膊上，是大片大片触目惊心的青紫淤痕，嘴里插著粗大的呼吸机。

    各种冰冷的管子从他年轻的身体里延伸出来，连接著旁边发出单调“滴滴”声的生命监护仪。

    毫无生气。

    王建军的拳头，在夹克的口袋里，一寸寸地捏紧，指骨因为过度用力而发出细微的“咯咯”声，像是某种野兽在磨礪爪牙。

    他让表哥把主治医生请了过来。

    那是一位四十多岁，戴著眼镜的中年医生，看到王建军那身沉稳得有些可怕的气质，不敢有丝毫怠慢。

    “伤者情况非常不乐观。”

    医生推了推鼻樑上的眼镜，语气沉重。

    “严重的颅內出血，我们连夜做了开颅减压手术，但脑组织损伤已经是不可逆的。”

    “四肢有多处粉碎性骨折，特別是右臂和左腿，骨头都碎了，我们尽力做了固定，但就算后期恢復得好，也极有可能导致终身残疾。”

    医生的声音顿了顿，似乎在斟酌用词，但最终还是选择了说出残酷的真相。

    “最坏的情况……可能永远也醒不过来了。家属，要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

    “轰”的一声，王建国听到这话，眼前一黑，身体猛地向后晃去，险些栽倒。

    王建军伸出手，像铁钳一样扶住了他，脸上依旧没有任何表情。

    “医生，我需要一份最详细的伤情检验报告复印件。”

    他平静地开口声音不起一丝波澜。

    “可以。”医生点点头：

    “您是？”

    “我是他叔叔，王建军。”

    他在文件上籤下了自己的名字，字跡沉稳，力透纸背，仿佛每一个笔画都刻著千钧之力。

    安抚好几乎崩溃的家人，並当场用手机转了一笔足以支付所有医疗费用的钱款后，王建军独自一人，拿著那份写满了专业术语，却字字泣血的伤情报告，走向了负责此案的城关派出所。

    派出所的大厅里空空荡荡，几个窗口都关著。

    唯一一个在岗的年轻民警，正翘著二郎腿，一边打著哈欠，一边聚精会神地盯著手机屏幕打游戏，嘴里还时不时因为游戏里的失误而骂骂咧咧。

    王建军走到他面前的柜檯，將那份报告工整地放在了上面。

    “你好，我来了解一下王涛被故意伤害一案的进展。”

    那民警头都没抬，像驱赶苍蝇一样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等会儿，没看我正忙著吗？天大的事也得等我打完这局！”

    王建军没说话，就那么静静地站著，看著他。

    他的沉默，仿佛带著一种无形的压力，让周围的空气都变得凝重起来。

    几分钟后，一局游戏结束，那民警似乎输得很惨，烦躁地將手机往桌上一摔，这才抬起惺忪的眼皮，极不情愿地瞥了一眼王建军，又瞥了一眼那份报告。

    “王涛？哦，想起来了，不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