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教育部的代表站起来，手里拿着一份刚打印出来的调研报告，“我这里有几个数字。”

    “去年全国农村小学的危房面积，超过两千万平方米。什么叫危房？就是墙上有裂缝、屋顶会漏雨、大风天学生不敢坐在教室里上课的那种房子。”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学校，孩子们坐的是泥台子当课桌，烂凳子都不够用，几个人挤在一块木板上听课。这些学校分布在贵州、云南、四川、甘肃的山沟沟里，有些地方连公路都不通。”

    他把报告翻到最后一页：“各位，八十年代是集中精力搞工业、搞经济的时代，国家的每一分钱都要用在刀刃上。”

    “教育资源有限，首先要保证城市、保证重点、保证大学。这不怪谁，这是国情。但那些山里的孩子，他们等不起。”

    他放下报告，声音里带着一种压抑着的情绪：“现在邵维鼎先生愿意拿出真金白银，为这些孩子建学校、建教学楼，而且是没有任何商业条件的纯捐赠。我们有什么理由说不？”

    会议室里安静了很长时间。

    之前提出程序顾虑的那个声音没有再响起。

    散会的时候，有人在走廊上小声说了一句：“这个邵维鼎，到底是个生意人还是个教育家？”

    旁边的人想了想，回答得很认真：“他可能两者都是。但更重要的是，邵先生是真的在认真做事。”

    这句话，被立刻在上层传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