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丝凝重。

    魏昶君接过，就着灯光，展开。

    第一份，是民会与启蒙会驻鲁南代表，就在昨日，于“鲁南灾后重建联合代表会”筹备会议上的争吵记录。

    会议地点，设在灾区边缘一处刚刚清理出来、原本用于安置高级技术人员的“招待馆”里。记录显示，双方就代表人选、各部门权重、重建资金分配比例、乃至代表会办公地点选址等“至关重要”的问题，展开了长达五个多小时的激烈争论，引经据典，互相攻讦，寸步不让。会议不欢而散，未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

    第二份，是赵铁鹰批示后、下发复社内部高级干部传阅的一份简报摘要。

    里面提到了复社在直隶、鲁南救灾中“行动迅速，组织有力，获得基层广泛拥护”，但也指出“部分年轻骨干，急于扩大组织影响，在救灾和基层工作中，存在工作方法简单、排斥非复社力量、甚至有越权干预地方正常行政的倾向”。

    两份电报，一外一内，一旧一新，却如同两面镜子，冰冷地映照出魏昶君笔下正在剖析的现实。

    魏昶君拿着这两份电报，深吸一口气，缓缓走回书案后，坐下。

    没有愤怒，没有叹息。

    只是铺开一张新的稿纸，提起那支狼毫笔。

    “三足之鼎，若三足皆欲自为鼎身，则鼎必倾覆。”

    写完，他搁下笔。

    目光越过摊开的稿纸和电报，再次投向窗外。

    如今他面对的，早已不是具体的天灾，也不是某个具体的贪官污吏或派系头目。

    他面对的，是他亲手参与设计、推动建立，并一度以为能导向“人人平等、天下大同”的整个红袍政体本身，在其运行了数十年后，正在从内部孕育、滋长出的，一种或许更为深刻、也更为顽固的“病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