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薄雾从河面上慢慢散去，江南的冬天来得晚，都十一月了，田里的庄稼还绿著。

    老朱披著一件半旧的羊皮袄，站在田埂上，望著眼前这一大片绿油油的红薯地，心里头说不出的舒坦。

    从京城出发到现在，已经过去两个月了。

    这两个月里，他和马太后坐汽车、乘渡船，沿长江一路往南，走过了扬州、镇江、常州、苏州，又绕到湖州、杭州，最后到了绍兴地面。

    走走停停，不急不躁，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喜欢往田间地头扎。

    这是他当了几十年皇帝养成的习惯。

    在宫里看奏章，听大臣们匯报，总觉得隔著一层。

    亲自下到地里，跟种地的老农聊上几句，摸一摸庄稼的叶子，看一看粮食的收成，心里才踏实。

    马太后说他这是“老农民的本性改不了”，他也不恼，反倒觉得这是夸他。

    昨晚他们在前面不远处的一块平地上扎的营。

    毛驤带著护卫们用四辆卡车围了个半圆，中间支了三顶帐篷。

    最大的那顶是给老朱两口子住的，里面铺著厚厚的地毯，架著摺叠床，床头柜上摆著一盏小檯灯，旁边是一台收音机。

    老李头改装的那辆餐车就停在帐篷旁边，车上煤气灶、冰箱、微波炉样样齐全。

    昨晚老朱还吃上了冰镇西瓜，甜得他直眯眼睛。

    每天早上，老朱会拧开收音机听一段早间新闻，了解一下朝堂上的动向。

    然后用煤气灶烧一壶热水，泡一壶龙井，坐在帐篷门口，看著晨雾从河面上慢慢散去。

    毛驤带著护卫们在周围巡逻，脚步轻得像猫，怕打扰了太上皇的清静。

    马太后则在帐篷里收拾东西，把晚上用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把白天要穿的衣服一件一件摆好。

    吃过早饭，老朱换了身粗布衣裳，戴了顶旧草帽，跟马太后说了一声，就一个人溜达出来了。

    毛驤远远地跟在后面，也不靠近。

    老朱走了大约一里地，就到了这片红薯地旁边。

    红薯藤爬了满地，叶子肥厚，绿得发亮，一看就知道底下结了不少块茎。

    旁边的几亩地里种著玉米和土豆，玉米秆子已经枯黄了，但穗子还掛在上面，沉甸甸的。

    土豆的秧子伏倒在地上，土垄被拱起了一道道裂缝，显然底下的土豆已经长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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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远处的稻田已经收割完了，稻茬在晨光中泛著金色。

    几个农人正弯著腰在地里忙碌，有的在清理稻茬，有的在翻地，有的在给冬小麦下种。

    田埂上堆著一袋袋刚收上来的红薯，表皮沾著新鲜的泥土，在阳光下泛著暗红色的光泽。

    老朱蹲下来，伸手捏了捏土垄，又扒开一片红薯藤，看了看底下露出来的红薯皮。

    他正看得入神，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这位老哥，你看啥呢？”

    老朱回过头，看见一个老汉站在他身后，肩上扛著一把锄头，腰间別著一个水葫芦，花白的头髮在晨风中微微飘动。

    老汉约莫六十出头，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但气色看著不错。

    他穿著一件洗得发白的粗布短褐，脚上蹬著一双草鞋，裤腿卷到膝盖，露出两条结实的腿肚子。

    老朱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笑著说：“閒著没事，出来转转。老哥，这块地是你家的？”

    老汉点了点头，把锄头从肩上放下来，拄在手里，上下打量了老朱一眼，问：“听口音，不像是本地人。”

    “京城那边过来的。”

    老朱按著早就想好的身份说：“姓朱，做点小买卖，带了几个伙计出来跑生意，路过你们这儿，看著这庄稼长得好，忍不住下来看看。”

    老汉“哦”了一声，也没多问，走到田埂边蹲下来，从腰间解下水葫芦喝了一口。

    老朱在他旁边蹲下，指著那片红薯地问：“老哥，这红薯，一亩能收多少斤？”

    老汉伸出一个巴掌，翻了翻，又加了两根手指：“七千斤打底。”

    老朱心里有数，嘴上却装作惊讶：“七千斤？这么多？”

    老汉嘿嘿一笑，得意得很，掰著手指头算起来：“这还算少的呢。去年我种了一亩半，收了一万多斤。今年雨水足，估摸著能上八千。我家一共种了五亩红薯、三亩玉米、两亩土豆。玉米一亩能收一千五六百斤，土豆也差不多。你算算，光这几样，一年能打多少粮食？”

    老朱在心里默默算了一笔帐，嘴里嘖嘖称奇：“这么多粮食，交完粮税还能剩多少？”

    老汉的眼睛一下子亮了，抬手在空中重重地挥了一下，声音都拔高了几分：“粮税？今年朝廷下了詔书，粮税减免三成！三成啊老哥！以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