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先生这个认识不错。”

    “今后治史，要以事实为先。可以有显有晦，却不可剪裁歪曲。”

    “只要把事实讲述出来，其中善恶曲直，人们自然能够分辨。”

    “不可在治史之时，不直书而加论断。”

    彻底判了义理史学的死刑，指明史学以后要如何发展。

    这番话语，旁人听著还没什么，钱谦益却想到了皇帝曾提到的实证史学，心中极为喜悦：

    之前他只是为了迎合皇帝说了几句话，没想到被送来如此大礼。

    皇帝说的治史要以事实为先，可不就是指实证史学吗？

    如果能把义理史学推翻、用实证史学取代，他钱谦益在史学上的地位，就有可能高於司马光、司马迁。

    这个光明的前途，让他的心情陷入狂喜——

    就算在经学上不如刘宗周，在史学上一定能超越。

    满怀动力之下，他积极支持皇帝的实证史学，认为义理史学，確实已走到了末路，应该被新的史学取代。

    有了他的带头，陈继儒、陈仁锡等人，同样附和起来。

    义理史学变得人人喊打，认为这种治史办法，已经应该拋弃。

    黄立极等《三朝要典》的编撰者，脸色则是一阵黑一阵白。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编撰的《三朝要典》，竟然成了义理史学的巔峰之作，甚至把这门学问判了死刑。

    连《资治通鑑》都被连累，地位开始下降。

    通鑑学这门在大明很流行的学问，开始走向衰落。

    如此变化，让他们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他们编撰《三朝要典》的时候，可从来没想过这一点。

    不过想想自己编撰史书时確实受前人影响，黄立极等人的心情又稳定下来，再想到自己正在编撰的编年史，他心中又有些得意：

    通鑑也是编年史，这门学问地位下降，他的编年史就能流行了。

    说不定再过些年，编年史学就有可能取代通鑑学。

    大明的史学，自此开始大变，完全脱离宋朝的痕跡，甚至独立於经学。(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