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形態，恰恰是孕育出“周礼”，以及那套充满了贵族精神与仪式感的战爭规则的物质基础。

    在那个时代，中华大地对於当时的人口基数而言，同样是浩瀚无垠的。野外是大片大片未被开垦的荒原、森林与沼泽。

    对於当时的诸侯国来说，土地从来都不是稀缺资源。只要有足够的人手，大可以带著族人向外拓荒，去砍伐森林，去排乾沼泽，去建立新的城邑。理论上，领土边界只取决於车轮能跑多远。

    在那种环境下，人口是昂贵的，而土地是廉价的。

    人，意味著劳动力，意味著兵源，意味著粮食的產出。没有了人，再广阔的封地也只是一片荒芜的野草。

    正因为如此，在那个时代的战爭逻辑里，並没有后世那种“留地不留人”、动輒坑杀数十万降卒的残酷性。

    相反，周朝的战爭，更像是一场为了爭夺“面子”（霸权）与“人口”（附庸）而进行的绅士决斗。

    这也是为何在周礼的约束下，列国打仗前需要极其繁琐的流程：

    首先是“下战书”。

    我不搞偷袭，我要打你，得先派个使者大摇大摆地过去，递上一份措辞文雅的国书，上面写著：“贵国最近无道，我奉天命（或者是为了尊王攘夷）来教训一下你们。咱们定在下个月初五，在某某原野上见一面，如何？”

    如果对方说：“哎呀，那天我家里要祭祖，不方便。”

    那行，那就改期。甚至还得等到对方把庄稼收完了，把灾荒度过了，这仗才能打。这就是所谓的“不伐丧，不加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