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

    “第一，不用替任何人留面子，包括我。”他说，“你该说谁干得不地道，就说。我们自己在记录上会写得比你委婉，但现场，你不用。”

    “听上去不错。”我说。

    “第二，你可以明确提‘权利’两个字。”他继续，“你不是这次事件的旁观者，你是当事人。有人拿了你的东西出去，这是你作为个体的权益问题，不只是国家安全问题。”

    “这话出自你嘴里，还挺新鲜。”我挑眉。

    “时代在变。”他笑，“人也得学着变一点。”

    他顿了一下：“第三，也是最要紧的——你说的所有话，都可能被写进以后相关政策的起草依据里。所以你可以激烈，但最好别太随口。”

    “比如不要说‘谁再搞这个我就把谁的楼掀了’？”我随口举例。

    “差不多这个意思。”他干脆，“你要真这么说了，我们会在记录上写成‘表达了强烈不满’。”

    “你们这翻译能力挺有前途。”我说。

    “这是我们存在的价值。”他自嘲了一句，又正色道，“总之，你把自己的那部分说清楚就行，不需要替任何人设计台阶。”

    “会不会有人想让我‘理解一下科研人员的难处’？”我问。

    “会。”他说得很干脆，“一定会有这种人。”

    “那你呢？”我问。

    “我会在你后面说一句——‘任何科研都不该建立在当事人完全不知情的前提上’。”他语气平静，“这句话比你说更合适。”

    “那我就放心了。”我说。

    耳机那端安静了一秒，他似乎在组织语言。

    “还有一点。”他终于开口，“不管这个会开成什么样，不管最后找不找到具体责任人，你要先有个心理准备——有些事情，很可能查不到底。”

    “你怕我失望？”我问。

    “不，是怕你在某个节点上，对这整套体系彻底失望。”他说，“那样的话，对我们，对你，都不是好事。”

    “那你的建议是？”我问。

    “在你还看得见愿意帮你的人之前，暂时别把整块牌子都翻过去。”他说，“你可以对某些人动怒，对有些环节动刀，但不要一口气把所有线都掐死。”

    “听起来像是在劝我别黑化得太快。”我说。

    “你要是一定要走到那一步。”他叹了口气，“至少别让我们这些试图挡一下的人，死得太早。”

    这一句，说得有点重。

    我沉默了几秒。

    “行。”我最后说，“那我今天替你活泼一点。”

    “这就好。”他笑了一下，“剩下的，见面再说。”

    通话结束，耳机里只剩下微弱的底噪。

    我把耳机摘下来，靠在椅背上，闭了会儿眼。

    飞机落地的时候，阳光正好。

    首都的天空不能算很蓝，但比我想象中要透一点。

    车直接把我从机场送到某个不起眼的院子。

    院门口连牌子都没有，门卫却对每一辆车、每一个人都看得很细。

    进门要刷两次证件，按一次指纹，再看一眼脸。

    这些流程对普通人来说麻烦，对我来说不过是多站几次。

    院子里不大，树种得很规整，地面干净得看不见一片落叶。

    秋天刚露头，树叶边缘有一点点发黄。

    我跟着带路的人拐了两次弯，来到一栋三层小楼前。

    楼不高，楼门不宽，门口连一条红地毯都没有。

    但我走到门口的时候，清楚地知道——这栋楼里的很多话，会比红地毯尽头的任何话都重。

    带路的人在门口停了一下，回头对我说：“里面某些人你见过，某些没见过。不需要紧张。”

    “我没紧张。”我说。

    他说的是真话也是废话。

    会紧张的人，本来就不会被叫来这种地方。

    进门，过安检，手机上交。

    走廊很安静，墙上挂着几张看不清年份的照片，照片里的脸都不太年轻，却带着一种现在已经很少见的眼神。

    会议室不大，长桌两排椅子，正前方是一块简单的白板，旁边放着一台投影。

    我进去的时候，人已经到得差不多了。

    左侧一排，有我认识的脸：朱亚明坐在靠前的位置，精神头出奇地好，看到我略一点头；法律口的那位顾问靠后一点，怀里夹着一叠纸，估计是把这两天关于我的全部条文又翻了一遍；还有几位系统负责对接外事、安全、科研的官员，脸上都挂着那种“今天这事儿不小”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