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约束我’，然后背地里搞炸弹。”我说。

    “这世界从来不缺这种人。”朱亚明冷冷道，“李恒只是把他们的虚伪拿来放大。”

    “你们能不能顺着这条钱线，直接把他揪出来？”我问。

    “现在很难。”秦野摇头，“他非常懂怎么利用这个时代的漏洞——资金分散、身份分散、行动外包，他只负责点火，不负责拧开煤气。”

    “而对外来说。”吉留位补充，“这件事已经不再是‘谁安了炸弹’那么简单，而是变成——‘他是不是已经开始对城市开刀’。”

    “他们希望我就是那个人。”我说。

    “至少对某些人来说，是。”他坦诚，“他们需要一个足够大的‘邪恶’，把所有恐惧和愤怒塞进去。”

    指挥室里安静了几秒。

    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足够大的邪恶”目前只有一个候选人。

    “你知道吗？”秦野突然开口，“爆炸之后，有人自发去献血，有人去排队捐款，也有人跑到政府大楼门口举牌子。”

    “举什么？”我问。

    “举着你那张全球插播时候的截图。”她的嘴角扯了一下，“上面写着——‘别再让一个人替我们挡所有子弹’。”

    我愣了一下。

    “还有这种牌子？”

    “被很快请走了。”她说，“但照片已经在小圈子里传开。”

    “他们想表达什么？”

    “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秦野耸肩，“有人是真的觉得‘你已经做得够多了’，有人只是想说‘不要把一切都寄托在你身上’，还有人纯粹是借这个机会刷存在感。”

    “我现在已经成一个投影屏幕。”我说，“谁想表达什么，就往上投一段。”

    “你也可以往上投。”吉留位看着我，“比如说一句——‘这次不是我’。”

    “说了，有什么用？”我问。

    “对外，可能没用。”他说，“对内，至少让还愿意听你说话的人有一句可以抓住的话。”

    “你们打算给我一个麦克风？”我笑了一下。

    “我们打算给你一个‘合法说话的场合’。”他纠正，“不然你每次都用抢信号的方式，全世界会更乐意把你当成威胁，而不是当成一个还能讲人话的人。”

    “比如哪种场合？”

    “比如一个面向国内的专访节目。”秦野说，“提前录制，提前审稿，局部剪辑，对你来说限制很多，但至少比外面那些脱口秀和阴谋论靠谱一点。”

    “我在节目里说‘不是我干的’。”我说，“第二天的标题会变成——‘他否认与爆炸有关，态度耐人寻味’。”

    “媒体怎么写我们管不了。”朱亚明说，“我们能管的，是有没有这么一个场合存在。”

    “你们很擅长在夹缝里找路。”我说。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吉留位叹气，“你负责把天上的东西打下来，我们负责在地上给你找一条还不至于立刻掉进坑里的缝。”

    我没有立刻答应。

    专访节目意味着很多东西——被剪辑、被断章取义、被人拿来当教材分析。

    但与此同时，它也意味着——我可以不用每一次都靠“劫持信号”这种方式跟世界说话。

    “你考虑一下。”秦野看出我的犹豫，“我们不会逼你，但时间不会太多。”

    “为什么？”

    “因为李恒不会给你太多时间。”她说，“爆炸只是第一颗石子，他很快会丢第二颗。”

    “第二颗，会砸在哪儿？”我问。

    “这就是问题。”她指了指那张被红圈圈住的城市卫星图，“从规律上看，他不会连续在同一个地方下手，但也不会离太远。”

    “为什么？”

    “因为他需要维持一种心理上的连贯性。”她说，“让人觉得——‘这不是一场孤立事件，而是一种新的常态’。”

    “新的常态……”我回味了一下这个词，“听起来很适合写论文。”

    “他就是拿写论文的那帮人当喇叭。”秦野冷冷道，“爆炸的烟还没散干净，他们那群‘研究会’就已经在网站上发了声明，标题叫——‘再次警示：超常个体风险不容忽视’。”

    “‘再次’？”我挑眉。

    “对啊，他们把所有跟你有关的事都排成一条线，从台风、卡车、试验场、平台事故，一直排到昨晚的‘演练’，再连到今天的爆炸。”她说，“然后得出一个符合他们预期的结论——‘这个世界不能容忍一个不受约束的超常个体长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