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凌晨五点，沈阳城外二十里的浑河岸边。

    晨雾像一层薄纱，覆盖着初秋的河面。林远站在临时搭建的浮桥桥头，举着望远镜望向西岸——那里，沈阳城的轮廓在雾气中若隐若现，铁西区的工厂烟囱像一支支巨大的铅笔，无声地指向灰白色的天空。

    望远镜缓缓移动。城东，东塔机场方向，十几架涂着红五星的苏军运输机正在起降，引擎的轰鸣声隔了二十里还能隐约听见。城南，南站附近，有部队在调动，看军服颜色是灰蓝色的八路军——应该是李运昌的先头部队。城北，北陵方向静悄悄的，但林远知道，那里藏着国民党地下先遣队，至少两百人，全是军统特务，带着电台和炸药。

    “师长，苏军方面还没回复。”参谋长刘志坚从后面走来，手里拿着刚收到的电文，“这是第三次请求入城了。驻沈阳苏军卫戍司令克拉夫琴科少将还是那句话：‘等待上级指示’。”

    林远放下望远镜，没说话。他看了看浮桥——这是工兵连夜用渔船和木板搭的，宽三米，能过骡马和小型车辆。桥对面，两个苏军哨兵抱着波波沙冲锋枪，面无表情地看着这边。

    三天前，九月二十四日，苏军远东方面军司令部突然下达命令：沈阳实行军事管制，禁止国民党军空降部队进入。理由是“防止混乱，维持治安”。但诡异的是，这道禁令不适用于八路军——苏军默许李运昌部三千人进入城南和城西的部分区域。

    明眼人都知道苏联在玩什么把戏：用八路军占住沈阳，堵住国民党北上的路。但八路军也不能白占，得付出代价——比如，默认苏联拆走沈阳工厂的设备。

    “不能再等了。”林远转身，“国民党那边有动静吗？”

    “有。”刘志坚压低声音，“昨天夜里，我们在城里的内线报告，军统沈阳站的人正在串联伪满遗老、工商界头面人物，准备搞‘欢迎国军’的请愿活动。他们还收买了一些苏军下层军官，想通过贿赂让苏军松口。”

    “贿赂？”林远冷笑，“苏联军官可不傻。他们既要钱，又要政治利益。告诉内线，盯紧那些人，必要时候可以‘帮助’他们暴露——让苏军去收拾。”

    他走到临时指挥部的帐篷里，摊开沈阳城区图。这张地图是两个月前在锦州军火库缴获的，日军参谋本部绘制，详细到每一条小巷、每一栋重要建筑。

    “沈阳现在的关键，不是谁占了多少地盘，是三个地方。”林远手指点在地图上，“第一，奉天兵工厂。日本人在东北最大的兵工企业，能造步枪、机枪、火炮、弹药。第二，沈阳兵工所，专门研究新式武器的地方。第三，满洲飞机制造厂，能组装飞机。”

    他抬起头：“这三处，苏军占了兵工厂和飞机厂，正在拆卸设备。兵工所他们还没动——可能觉得研究机构不重要。我们要抢的，就是兵工所。”

    “可苏军会给我们吗？”王大山怀疑。

    “不给，就换。”林远说，“苏联人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不是枪炮，是东北的粮食、大豆、煤炭。我们手里有辽西的粮食，有阜新的煤。用这些，换兵工所的设备和技术人员。”

    正说着，外面传来汽车引擎声。一辆美制吉普车开过来，车上跳下个穿苏军制服的中国翻译。

    “林将军，克拉夫琴科将军请您去卫戍司令部会谈。”

    来了。林远整理了一下军装——还是那身灰布八路军装，但洗得干净，风纪扣扣得严实。他从警卫员手里接过一个皮包，里面装着准备好的谈判文件。

    “带路。”

    苏军沈阳卫戍司令部设在原关东军司令部大楼，一座四层的俄式建筑，墙是暗红色的，窗框漆成白色，楼顶飘着苏联国旗。

    林远走进会议室时，克拉夫琴科少将已经在等他了。这个五十多岁的苏联军人有着典型的斯拉夫人面孔，高鼻梁，蓝眼睛，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坐在长条桌的主位，两边坐着几个苏军军官，还有两个穿西装的一看就是文职官员。

    “林将军，请坐。”克拉夫琴科用俄语说，翻译同步翻译，“您的部队在城外驻扎三天了。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八路军可以进入沈阳维持治安，但不能携带重武器，不能进入重要工厂和军事设施。”

    “将军阁下，我想您误会了。”林远在对面坐下，不卑不亢，“我们不是来‘维持治安’的，是来接收日本投降后遗留的军事工业设施——这是《波茨坦公告》赋予同盟国的权利。作为中国战区的抗日武装，八路军有权接收日军装备和军工企业。”

    这话说得在理，但克拉夫琴科显然有备而来：“接收权属于中国政府。而目前，苏联承认的合法中国政府是重庆国民政府。你们共产党……抱歉，我直说了，你们没有合法地位。”

    “1944年莫斯科会议，苏联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重要的抗日力量。”林远从皮包里拿出一份文件复印件，“这是当时会议的纪要。如果苏联现在不承认我们的地位，那就是出尔反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