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三日，青海格尔木。

    清晨六点，天还是墨黑的。零下十五度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兵站土坯房的窗棂，发出呜呜的嘶鸣。院子里，三辆苏制嘎斯-69吉普车已经发动，排气管喷出的白雾在车灯照射下翻滚着，很快被风撕碎。

    林远站在第二辆车旁，借着昏黄的灯光最后检查装备。

    他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棉军装，外套厚重的羊皮大衣，脚上是特制的高帮防寒靴。即便如此，高原的寒意还是像细针一样透过层层衣物往里钻。这和他记忆中任何一次行军都不同——不是冷，而是一种仿佛要抽走灵魂的、干燥的、带着死亡气息的冷。

    “司令员，都装好了。”

    警卫员小李跑过来报告。这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四川兵，嘴唇已经冻得发紫，但眼睛很亮。林远点点头，看向车上捆扎的物资：地图箱、电台、医药包、压缩干粮，还有十几个氧气瓶——这是他特别要求的，尽管很多老进藏干部说“吸氧会让人产生依赖”。

    “人员呢？”

    “都到齐了。谭政委在头车，医疗队在第三辆。”小李顿了顿，压低声音，“不过……有四个同志昨晚出现严重高原反应，卫生员建议他们返回西宁。”

    林远没有立即回答。他看向兵站宿舍的窗户，那里亮着微弱的煤油灯光。这次进藏，中央给他的编制是带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不超过三十人。但还没真正进藏，就已经减员四人。

    这就是高原。

    它不问你军衔高低，不问你战功多少，只问你的心肺能不能承受稀薄的空气，你的血管能不能抵抗急剧的温差。

    “让他们回去。”林远最终说，“告诉卫生员，给每个人做详细记录——什么症状，用了什么药，缓解时间。这些数据我要看。”

    “是！”

    小李跑开传令。林远深吸一口气——其实不敢太深，因为空气中氧气含量只有平原的百分之六十左右。他想起授衔后周宇翔找他谈话时的场景。

    那是十月初，中南海西花厅。

    “西藏军区司令员这个位置，本来想让更有高原经验的同志去。”周宇翔递给他一杯茶，语气平和，“但领袖说，林远这个人，最擅长的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当年他说要搞兵工厂，我们觉得不可能；他说要搞坑道战术，也有人觉得不可能；他说要搞原子弹——现在罗布泊的基地已经建起来了。”

    林远捧着茶杯，没有说话。

    “所以这次，还是你去。”周宇翔看着他，“西藏情况很复杂。和平解放四年了，但旧贵族势力还在暗流涌动，外国势力也没停止渗透。更重要的是——那里是高原，是世界的屋脊。我们的战士上去，连走路都喘，更别说打仗。”

    “我明白。”林远说。

    “你不完全明白。”周宇翔摇头，“安排人员1951年去拉萨和谈，同志们路上走了两个月，头痛得像是要裂开，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那不是靠意志力能克服的，那是生理极限。”

    “所以更需要科学。”林远抬起头，“领导，给我半年时间。我不要急于平叛，不要急于搞运动。我要先做三件事：第一，摸清高原环境对人体机能的影响规律；第二，建立一套适合高原的练兵和作战体系；第三，让老百姓看到，解放军来不是为了打仗，是为了让他们过得更好。”

    周宇翔看了他很久，最后笑了：“你还是老样子——别人看到问题，你看到解决方案。去吧，中央支持你。但记住，西藏无小事，每一步都要稳。”

    现在，他就在这条路上。

    “司令员，可以出发了。”

    谭冠三政委走过来。这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去年就进过藏，脸被高原紫外线晒成了古铜色，嘴唇有细密的裂口。他比林远大十岁，但精神很好。

    “谭政委，今天计划到哪儿？”林远问。

    “沱沱河兵站，大概三百公里。”谭冠三看了看天色，“不过要看路况。这段路是今年刚修的，很多地方只是平整了路基，没铺路面。要是遇到塌方或者雪崩，就得绕道。”

    “那就抓紧时间。”

    两人各自上车。林远坐在副驾驶，小李开车。头车鸣了一声喇叭，三辆车缓缓驶出兵站，驶入茫茫的黑暗。

    车灯照亮的前方，是一条在戈壁和雪山之间蜿蜒的土路——这就是正在修建的青藏公路。说是公路，其实大部分路段只是推土机推出来的便道，宽度刚够两车交错，路面布满碎石和坑洼。

    林远拿出笔记本，借着颠簸的车灯开始记录：

    “11月3日，晨6:20，格尔木兵站出发。海拔2815米，气温-15℃，气压716hPa。全体26人，4人因急性高原反应返回。主要症状：头痛、呕吐、呼吸困难。初步判断与快速上升海拔有关。建议后续部队采用阶梯式适应……”

    笔尖在颠簸中抖动，字迹有些歪斜。但他写得很专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