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二月七日，农历正月初六，北京西山军委办公大楼地下三层的一间保密会议室里，气氛比窗外的寒冬还要冷。

    长条会议桌上摊开着一本厚厚的蓝色账册，封面上印着“国防科研专项经费-1984年度”的烫金字样。坐在主位的林远已经盯着账册最后一页的那个数字，看了整整三分钟。

    会议室里坐着十几个人——总后勤部财务部长、国防科工委计划局长、各军兵种装备部门的负责人，每个人的脸色都像会议室苍白灯光下的墙壁。

    “再念一遍。”林远终于开口，声音听不出情绪。

    总后财务部长王振山少将清了清嗓子，声音干涩：“一九八四年度全军装备采购与科研经费预算总额，六十七亿五千万元。其中常规装备更新维护费用四十一亿，人员生活保障费用十九亿，结余可用于新型号研发的经费……七亿五千万元。”

    他停顿了一下，看了一眼林远，继续念：“而各军兵种上报的新型号研发需求汇总：海军新型驱逐舰项目需八亿，空军歼-8III型改进项目需六亿，二炮东风-21型中程导弹项目需五亿，陆军第三代主战坦克预研需四亿，新型防空导弹系统需三亿……”

    “够了。”林远打断他。

    会议室里只剩下空调出风口的嗡嗡声。

    林远闭上眼睛，手指按在太阳穴上。六十八岁的年纪，连日来的会议和文件已经让他的偏头痛再次发作，但此刻更痛的是心里那个窟窿——一个怎么也填不满的经费窟窿。

    “七个亿，二十六个亿的需求。”他睁开眼睛，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也就是说，就算把今年所有能挤出来的科研经费全用上，也只能满足不到三分之一的项目。剩下的怎么办？砍掉？推迟？还是让我们的战士十年后还用七十年代的装备去对抗九十年代的敌人？”

    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陆军装备部的李部长小心翼翼地说：“林总长，也许……可以向上级再申请一些特别拨款？今年的国民经济形势在好转，国家财政……”

    “国家财政有国家财政的难处。”林远摇摇头，“我刚看过计委的报告，今年要上的重点基建项目有十几个，教育、医疗、农业都需要钱。军队不能当伸手派，更不能和国家建设抢饭吃。”

    他站起来，走到会议室墙边那幅巨大的中国地图前。地图上标注着各主要战略方向的力量对比：北方，苏军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东南，台湾海峡对岸正在换装美制F-16战机；南方，边境上的摩擦时有发生。

    “同志们，我们面临的是两线作战。”林远背对众人，声音沉重，“一线在战场上，要应对现实的军事威胁。另一线在科研室里，在工厂里，要追赶与世界先进水平越来越大的装备代差。而这两条线，都需要钱，需要海量的钱。”

    他转过身：“可钱从哪里来？国家给的就这么多，我们怎么办？”

    会议室陷入长久的沉默。

    窗外传来隐约的鞭炮声——春节还没过完，老百姓还在享受团圆和喜庆。而在这间地下会议室里，一群决定国家防务命运的人，正面对着冰冷的现实：雄心勃勃的装备发展计划，在拮据的经费面前，脆弱得像一张纸。

    “林总长，”国防科工委计划局长周卫国打破了沉默，“其实……有个思路，不知道可不可行。”

    “说。”

    周卫国站起来，走到黑板前，拿起粉笔写下四个字：军转民。

    “从去年开始，国家在推行经济体制改革，鼓励部分军工企业生产民用产品。咱们有些厂子试了试，效果不错。比如重庆的456厂，原来只生产枪械，现在兼着做摩托车发动机，去年盈利三百万，补上了军品生产的亏损。”

    有人皱眉：“老周，这不合规矩吧？军工企业就该一心一意搞军工，去搞民品，不是不务正业吗？”

    “那饿着肚子就能务正业了？”周卫国反问，“现在的情况是，很多军工企业订单不足，产能闲置，工人工资都发不出来。让他们生产一些民品，既能维持工厂运转，又能创造利润，这些利润反过来可以投入军品研发，有什么不好？”

    “可保密怎么办？技术流失怎么办？军队的工厂去生产锅碗瓢盆，像什么样子？”

    争论起来了。

    林远没有制止，他坐回椅子上，静静地听。听着计划经济思维与市场经济思维的碰撞，听着“纯军事论”与“军民结合论”的交锋。

    这些争论，他太熟悉了。在另一个时空的记忆里，他见过中国军工在八十年代经历的艰难转型，也见过后来“军民融合”战略带来的巨大成功。但在这个时空，他需要找到一条符合当下实际的路。

    “都静一静。”他开口了。

    会议室立刻安静下来。

    林远看向周卫国：“周局长，你继续。完整的思路是什么？”

    周卫国深吸一口气：“我的想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