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深夜十一点四十五分，北京西山军委大楼顶层办公室。

    八十二岁的林远独自站在窗前，手中握着一份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解放军报》号外。头版通栏标题是：“邓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讲话”。报纸第三版有篇不起眼的报道：“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联络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在京举行，双方就香港政权交接相关问题交换意见”。

    窗外的北京城，除夕将近，满城灯火。远处偶尔传来零星的爆竹声——虽然禁放令已经实施，但总有人按捺不住迎新的喜悦。

    林远的目光没有落在璀璨的灯火上，而是越过千山万水，投向南方。那里，珠江口东侧，一片灯火同样辉煌的土地，已经离开祖国母亲一百五十年。

    香港。

    还有五年零五个月，这颗东方之珠就要回家了。

    但回家的路，会平坦吗？

    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敲响。秘书小刘端着一杯热茶进来，看到林远还站在窗前，忍不住说：“首长，您该休息了。医生嘱咐过，您的心脏……”

    “我知道。”林远转过身，接过茶杯。温热的瓷杯透过掌心传来暖意，但他心里那根弦，依然紧绷着。

    他走到办公桌前，桌上摊开着三份文件。最上面是总参情报部刚送来的简报：“英军驻香港部队近期动态分析”。中间是外交部的情况通报：“国际社会对香港回归问题的反应及动向”。最下面是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的内部报告：“香港回归后我国南海战略格局变化预测”。

    三份文件，用三种颜色的夹子区分：红色代表军事，蓝色代表外交，绿色代表战略。

    “小刘，”林远啜了口茶，“通知作战部、情报部、通信部、电子对抗部的主要负责人，明天上午八点，一号会议室开会。另外，请总政群工部的同志也参加。”

    秘书记录着，听到最后一项时抬起头：“群工部？首长，明天的议题是……”

    “香港回归的军事接收方案。”林远平静地说，“但不仅仅是军事。香港问题，军事是保障，政治是核心，民心是关键。我们要做的，不是去占领一块土地，是去接收一片人心。”

    秘书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退出办公室。

    林远重新坐回椅子上，打开最上面那份红色文件。简报里附了几张卫星照片：昂船洲海军基地，英国皇家海军的“埃克塞特”号驱逐舰正在靠港；石岗军营，廓尔喀步兵营在进行战术训练；启德机场附近，新修的雷达站天线林立。

    照片的拍摄日期是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五日，七天前。

    英国人没有闲着。

    当然，根据《中英联合声明》，驻港英军将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前全部撤离。但撤走之前呢？这一万两千名英军，三百多辆装甲车，三十多艘舰艇，二十多架飞机，会在最后时刻搞什么动作？

    还有更棘手的——香港境内有十四万持枪人员：警察、辅警、纪律部队、私人保镖。这些人，在政权交接的敏感时刻，会不会出乱子？

    以及，香港社会本身。六百万人，经历过殖民统治一百五十年，对解放军、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有多少了解？有多少认同？有多少人会在七月一日清晨走上街头，真心实意地欢迎那支从罗湖桥开过来的部队？

    问题像潮水一样涌来。

    林远闭上眼睛。在另一个时空的记忆里，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的盛况他还历历在目——解放军车队整齐驶入，香港市民夹道欢迎，政权交接仪式庄严隆重，一切顺利得近乎完美。

    但那是结果。在结果到来之前，有多少人知道背后做了多少准备？化解了多少危机？排除了多少隐患？

    在这个时空，他不能只依靠记忆中的“顺利”。他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因为香港回归，不仅仅是一块土地的回归，是一个民族洗雪百年耻辱的象征，是向全世界展示“一国两制”可行性的窗口，更是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示范。

    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墙上的挂钟敲响了十二下。新的一天开始了。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三日。

    距离香港回归，还有一千九百八十三天。

    林远拿起笔，在台历的这个日期上，画了一个红圈。

    然后翻开新的笔记本，在扉页写下：

    香港回归军事接收方案（绝密）

    起草人：林远

    起始时间：1992.1.23

    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窗外，北京沉入更深的夜色。

    而在南方，香港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兰桂坊的酒吧里，中环的写字楼里，九龙城寨的巷子里，六百万人以各自的方式生活着，大多数人还不知道，五年后那个夏天的夜晚，将如何改变他们和这个城市的命运。

    但有些人已经开始准备了。

    在深圳河以北，在广州军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