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二十三时五十五分，北京西山寓所。

    电视屏幕上，澳门文化中心花园馆灯火通明。中葡两国国旗并列悬挂，身穿军礼服的仪仗队持枪肃立。镜头扫过观众席，一张张脸上写满了期待——有白发苍苍的老归侨，有眼神明亮的年轻人，有抱着孩子的母亲。

    林远坐在沙发上，身上盖着毛毯。八十九岁的身体已经像一台过度磨损的机器，心脏监测仪在旁边的茶几上发出规律的滴答声，屏幕上绿色的波形线显示着心率：每分钟五十八次，偏慢，但还算平稳。

    护士小陈第三次轻声提醒：“林老，该休息了。明天上午世纪坛还有活动，您必须保证睡眠。”

    林远摇摇头，眼睛没有离开电视屏幕：“等交接仪式结束。”

    “可是……”

    “小陈，”林远转过头，昏黄的台灯光下，他的脸像一尊风化的石雕，但眼睛依然有神，“你知道澳门离开祖国多少年了吗？”

    小陈愣了愣，她是八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对这些历史只有模糊的概念。

    “四百四十二年。”林远自己回答了，“一五五七年，明朝嘉靖年间，葡萄牙人登陆澳门。虽然那时候还给中央政府交税，那时候，西班牙的舰队刚完成环球航行，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还没登基，美国的土地上只有印第安部落。”

    他的目光重新投向电视：“四百四十二年。多少代人出生、死去，都没能看到这一天。”

    墙上的时钟指向二十三点五十九分。

    屏幕上，葡萄牙国旗开始缓缓降下。军乐队奏响葡萄牙国歌，曲调在寂静的场馆里显得格外悠长，又带着某种告别的意味。

    林远不自觉地坐直了身体。毛毯从肩上滑落，小陈想帮他重新披上，被他轻轻推开。

    最后一寸葡萄牙国旗降到旗杆底部。

    时间仿佛凝固了。

    然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起。

    那熟悉的旋律，林远听过无数次。在抗日的战场上，在朝鲜的雪原上，在罗布泊的戈壁滩上，在珍宝岛的冰面上，在南海的舰船上。但这一次，不一样。

    五星红旗开始上升。

    鲜红的旗帜，在灯光下缓缓展开，一点一点，向着旗杆顶端攀升。

    林远的手在颤抖。他下意识地想站起来，但腿使不上力。小陈连忙扶住他，感觉到老人的整个身体都在轻微地颤抖。

    旗到顶端。

    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电视转播里，欢呼声几乎要冲破扬声器。镜头扫过观众席，很多人脸上挂着泪水，有人紧紧拥抱，有人高举双手。

    “澳门回家了。”林远低声说，声音哽住了。

    窗外，北京城的夜空突然被点亮。远处传来隐约的欢呼声和鞭炮声——虽然北京市区禁放烟花爆竹，但人们用其他方式庆祝着。

    小陈的眼眶也湿了。她虽然年轻，但这一刻，她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历史”。

    电视里，交接仪式还在继续。新任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开始宣誓。林远却不再看了，他慢慢靠回沙发，闭上眼睛。

    过了很久，他问：“小陈，现在几点？”

    “刚过零点，十二月二十日了。”

    “还有多久天亮？”

    “大概……六个小时。”

    林远睁开眼睛：“帮我准备一下，我要去书房。”

    “可是大将，您需要休息……”

    “写完演讲稿就休息。”林远的声音很轻，但不容置疑，“最后一份演讲稿了。”

    小陈张了张嘴，最终只是点点头，扶起老人，慢慢走向书房。

    书房里，台灯亮着。桌上摊开着两份稿纸——一份是简体字，一份是繁体字。这是林远要求的，他要亲自撰写《中华复兴宣言》的两个版本。

    老人坐下，拿起钢笔。笔尖悬在纸面上方，久久没有落下。

    窗外的欢呼声渐渐平息，城市重新陷入沉睡前的宁静。只有远处的世纪坛方向，还能看见探照灯的光柱在夜空中扫过——工人们正在为几小时后的活动做最后的准备。

    林远终于落笔。

    第一行字，他写得很慢，很重：

    “百年沉沦，五十年奋起，二十八年改革，终见民族复兴之光。”

    写完这行，他停住了。笔尖在纸面上留下一个小小的墨点，慢慢晕开。

    百年沉沦。

    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算起，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整整一百零九年。那是怎样的一百年啊——首都三次被外敌攻陷，领土被割让，百姓被屠杀，民族尊严被踩在脚下。

    林远闭上眼睛。他虽然没有亲身经历那百年，但他读过史书，看过档案。更重要的是，他从一九二四年醒来时，亲眼见过那个积贫积弱的中国——黄土高原上饿殍遍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