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

    “这你别管。”

    赵刚走后，林凡躺在床上，听着自己粗重的呼吸声。高烧让思维变得迟钝，但他还是想：最近的卫生队在二十里外，医生水平有限，最多开点草药。赵刚说“派人去请医生”，语气那么肯定，是请哪里的医生？

    答案在第二天夜里揭晓。

    林凡时睡时醒，朦胧中听到屋外有急促的脚步声和压低的人声。门被推开，油灯的光晕里，他看见李云龙带着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

    陌生人四十来岁，穿着深灰色的长衫，戴金边眼镜，手里提着个棕色的皮箱。气质和根据地的人们截然不同——太干净，太文气，甚至有些拘谨。

    “林凡，这位是陈大夫。”李云龙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惊扰什么，“从太原请来的。”

    林凡一惊，想坐起来，被李云龙按住了：“别动，让大夫看。”

    太原。敌占区。请来的。

    三个词在林凡脑海里炸开。他看向李云龙，团长的脸上有掩饰不住的疲惫，眼里布满血丝，军装下摆沾着泥点——这显然不是一趟轻松的旅程。

    陈大夫打开皮箱，取出听诊器。冰凉的金属贴到胸口时，林凡打了个寒颤。大夫听得很仔细，前胸后背都听了，又让林凡张嘴看喉咙，量体温，把脉。

    整个过程里，屋里静得只剩下呼吸声。

    良久，陈大夫收回手，看向李云龙：“肺炎。拖得有点久了，肺部有啰音，还伴有支气管出血。他是不是长期过度劳累？”

    李云龙点头，脸色难看。

    “需要静养，至少一个月。不能劳累，不能受凉，营养要跟上。”大夫从箱子里取出几个小玻璃瓶，“这是西药，消炎的。每天三次，每次两片。还有这个，止咳糖浆。”

    林凡看着那些药——在这个时代，在根据地，这是极其珍贵的物资。

    “谢谢大夫。”他哑着声音说。

    陈大夫摇摇头，没说话，开始写医嘱。李云龙送大夫出去，两人在门外低声交谈。林凡隐约听见“冒险出城”“盘查”“多谢”之类的词。

    过了一会儿，李云龙一个人回来了。他在床边坐下，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打开，是三个白面馒头——在根据地，这是只有重伤员才能吃上的。

    “吃。”李云龙把馒头塞到林凡手里，“趁热。”

    馒头还温着，散发着粮食特有的香气。林凡拿着馒头，喉咙发紧，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看什么看？老子脸上有花？”李云龙瞪他，但眼神里没有往常的凶悍，只有一种深沉的、不善于表达的关切，“让你吃你就吃。吃饱了，好好吃药，好好睡觉。作坊的事不用操心，赵政委都安排好了。”

    林凡咬了口馒头，细密的甜味在口腔里化开。他慢慢地嚼着，听见李云龙继续说：

    “陈大夫是太原广济医院的主治医师，我托地下党的同志，费了好大劲才请出来的。”李云龙的声音很低，“为了掩护他出城，我们折了两个同志。”

    林凡的手僵住了。

    “我不是要你愧疚。”李云龙看着他，“我是要你明白，你的命，不是你一个人的。为了请你，有人冒险；为了护送你那些图纸技术，有人牺牲；为了等你造出新武器打鬼子，全团上下都憋着一股劲。”

    油灯的光在墙上跳动，映着两人沉默的影子。

    “林凡，”李云龙第一次这么正式地叫他的名字，“你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在杨峪村，你造出那个‘破楼槌’，一箭射死了鬼子小队长。那时候我就知道，你小子是个人才。但人才更得惜命，懂吗？”

    林凡点头，眼眶发热。

    “革命的路还长，身体是本钱。”李云龙站起身，拍拍他的肩，“把病养好，把身体养壮实。以后的日子，需要你出力的地方多着呢。别让这点小病就把你撂倒了，那太丢咱们独立团的人了。”

    说完这些，李云龙似乎有些不自在，转身就要走。到门口时又停下，回头补了一句：

    “药按时吃，馒头每天都有。这是命令。”

    门关上了。

    林凡坐在床上，手里还捧着半个馒头。胸口的闷痛还在，咳嗽的冲动还在，但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他想起杨峪村的乡亲，想起游击队的战友，想起独立团的同志们。想起那些在战斗中用着他造的武器冲锋的身影，想起那些在培训班里如饥似渴学习的年轻面孔。

    窗外传来作坊里夜班工人轻轻的交谈声，远处有巡逻队的脚步声。这个他参与建设的根据地，正在夜色中平稳地呼吸。

    林凡慢慢地、认真地把馒头吃完。然后拧开药瓶，就着温水服下药片。止咳糖浆很苦，但他一滴不剩地喝光了。

    躺下时，他对自己说：要快点好起来。

    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不是为了赶进度。

    只是因为他们需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