帽的男子冲了过来，其中一人捡起提包，另一人则用枪指着张德敏。张德敏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跑，子弹擦着他的耳边飞过，打在了墙上，留下一个深深的弹孔。三名歹徒得手后，迅速跑出单元楼，跨上停在路边的两辆红色摩托车，引擎轰鸣着消失在夜色中。

    七分钟后，市公安局的民警赶到了现场。此时的曹伦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他的身体倒在闸门旁边，鲜血染红了地面。民警在现场找到了两枚弹壳和两颗弹头，经过初步鉴定，弹壳上的编号正是“11651”和“3888”。“是他们！3·8串案的歹徒又出现了！”负责现场勘查的民警脸色凝重地说。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市公安局局长杨加林的耳中，他刚从外地考察回来，还没来得及休息，就立刻赶到了案发现场。

    看着现场的惨状和受害者家属悲痛的哭声，杨加林的心情无比沉重。他蹲在地上，仔细查看了弹壳的编号，又询问了目击证人的情况。当得知歹徒穿着工作服、戴着安全帽、驾乘摩托车作案时，他陷入了沉思。从1995年到1999年，这伙歹徒作案七起，杀害九人，重伤五人，他们的作案手法越来越成熟，反侦查能力也越来越强。而警方的侦查手段却相对落后，没有监控录像，没有DNA鉴定技术，只能依靠目击证人的描述和现场遗留的少量线索，破案难度可想而知。

    当晚，杨加林在指挥部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室里气氛压抑，每个民警的脸上都写满了疲惫和焦虑。“过去四年，我们投入了大量的警力，但始终没能抓住这伙歹徒。现在他们又作案了，而且抢了100万元现金，这是对我们警方的公然挑衅！”杨加林的声音打破了沉默，“我提议，将案情向社会公开，发动全市人民群众提供线索。”

    这个提议立刻引起了争议。一名老民警站起来说：“局长，这样做太冒险了。如果我们在短时间内破不了案，不仅会打击市民的信心，还会让警方陷入被动。而且，歹徒知道我们公开了案情，可能会更加谨慎，甚至会报复提供线索的市民。”另一名侦查员也附和道：“是啊，之前我们也搞过悬赏，但效果并不理想，这次公开案情，会不会打草惊蛇？”

    杨加林没有立刻表态，他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窗外的夜色越来越浓，街面上的灯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在他脸上投下明暗交错的光影。“我知道这样做有风险，但我们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他掐灭烟头，语气坚定地说，“全市有16000名干警，但我们的力量是有限的，而沈阳有680万人民群众，他们才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只要我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就一定能抓住这伙歹徒！”

    1999年10月21日晚，沈阳电视台的晚间新闻播出了“10·19特大持枪抢劫案”的详细案情，包括歹徒的体貌特征、作案工具、逃跑路线等信息，同时公布了10万元的悬赏金额。新闻播出后，立刻在沈阳城引起了轩然大波。市民们纷纷守在电视机前，认真记录着案情细节，有的市民甚至拿出纸笔，画下了歹徒的模拟画像。一时间，市公安局的举报电话被打爆了，从傍晚到深夜，接线员们一直不停地接听电话，记录着一条又一条线索。

    在这些提供线索的市民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将成为破解“3·8串案”的关键。他就是周焕，一名下岗工人，每天在和平南大街附近修自行车，靠着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每天和自行车零件打交道的普通老人，会成为警方抓获歹徒的“最强辅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