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友36岁，是连池县工商银行的业务员，身高1.73米，符合高个子凶手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张国友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到人民银行办理业务，和马玉臣、阎东海、蔡海涛等人都很熟悉，对银行的内部情况了如指掌。“张国友和冯佩君来往密切，冯佩君开出租车，张国友经常坐他的车，两人还一起吃过饭。”负责监视冯佩君的侦查员汇报说。

    专案组立刻调取了张国友和冯佩君的通话记录，发现两人在案发前后联系异常频繁。11月14日当天，两人就通了三次电话：早上7点，冯佩君给张国友打电话；下午3点，张国友给冯佩君回电话；午夜12点，两人又通了一次电话。“这三次电话很可能是在商量作案细节和逃跑路线。”王健说，“早上是确认行动，下午是最后敲定，午夜是报平安。”

    为了掌握更多证据，侦查员们对张国友和冯佩君进行了24小时秘密监视。他们发现，冯佩君案发后没有再开出租车，每天都待在家里，偶尔出门买东西，行为比较谨慎；而张国友则像往常一样上班，但经常偷偷摸摸地打电话，神色慌张，而且他最近突然还清了一笔五万元的赌债，花钱也变得大手大脚。

    “还有一个人需要注意，就是蔡海涛。”王健说，“他和张国友、马玉臣都是麻将友，而且案发当天下午还和马玉臣、阎东海一起打麻将，知道他们的行踪。我们之前排查时，他说案发当晚在家看电视，但没有证人，很可能在撒谎。”

    侦查员们对蔡海涛的监视发现，他案发后经常和张国友联系，两人还在一家茶馆里见过面，谈话时神情紧张，不时四处张望。结合之前的线索，专案组判断，蔡海涛很可能参与了劫案的预谋，虽然没有直接动手，但事后知情并包庇凶手。

    12月14日，距离案发正好一个月。专案组召开了紧急会议，认为抓捕时机已经成熟。“张国友、冯佩君、蔡海涛三人有重大作案嫌疑，必须同时抓捕，防止他们串供或者逃跑。”张副总队长说，“制定详细的抓捕方案，确保万无一失。”

    12月15日清晨7点，天还没亮，三路人马同时出发。第一组去冯佩君家，第二组去张国友家，第三组去蔡海涛家。按照预定计划，抓捕行动在7点30分同时展开，三名嫌疑人全部被成功抓获，没有发生任何抵抗。

    然而，审讯工作却陷入了僵局。面对侦查员的询问，三人都矢口否认参与劫案。冯佩君说自己案发当晚在家睡觉，有妻子作证；张国友说自己在单位加班，有同事的模糊证言；蔡海涛则坚持说在家看电视，虽然没有证人，但也没有证据证明他在现场。

    更让侦查员们头疼的是，在三人的家中和工作单位都没有搜到赃款和枪支。冯佩君家的院子里有一堆煤，但挖开后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张国友的银行账户没有大额资金流入；蔡海涛家也没有异常。“难道我们抓错人了？”有的侦查员开始怀疑。

    王健却坚信自己的判断没错。他分析道：“凶手肯定把赃款和枪支藏起来了，他们心理素质好，知道没有物证我们不能定罪，所以才敢抵赖。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让他们开口。”

    就在这时，省公安厅的张副总队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欲擒故纵。把冯佩君留在看守所，把张国友和蔡海涛放了，派人盯着他们，看他们有什么动作。”这个想法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放了嫌疑人，万一他们逃跑或者销毁证据怎么办？

    “放心，他们跑不了。”张副总队长说，“冯佩君还在我们手里，张国友和蔡海涛肯定会担心冯佩君招供，他们出去后一定会联系冯佩君的家人，或者去藏赃款和枪支的地方查看，到时候我们就能人赃并获。”

    这是一步险棋，但也是唯一的办法。专案组经过慎重考虑，决定采纳这个方案。12月16日上午，张国友和蔡海涛被“无罪释放”。走出看守所大门时，张国友还故作镇定地对记者说：“警察抓错人了，我是清白的。”

    正如张副总队长预料的那样，张国友和蔡海涛被释放后，行为异常。张国友一出看守所就直奔冯佩君家，和冯佩君的妻子在门口说了几分钟话，神色慌张；蔡海涛则去了银行，找同事打听案件的进展，还偷偷给张国友打了电话。

    更让侦查员们兴奋的是，张国友当天下午去了一趟城郊的农田，在一片玉米地旁边徘徊了很久，还蹲下身摸了摸地面，像是在确认什么。“他肯定把枪支藏在那里了！”负责监视的侦查员立刻汇报。

    12月17日上午，张国友又去了冯佩君家，这次他在院子里待了十几分钟，还踢了踢院子里的煤堆。侦查员们判断，赃款很可能就藏在冯佩君家的煤堆里。“时机到了，收网！”王健下达了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