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8月4日凌晨两点十七分，北京顺义区中铁十六局北侧的柏油路还残留着白日的余温。巡逻警车的氙气大灯扫过路边草坪时，两名民警同时眯起了眼，两个蜷缩的身影正躺在草坪上熟睡，旁边那个鼓胀的灰色帆布包格外扎眼。

    “师傅，身份证出示一下。”民警李建军轻踢了踢靠近包的年轻男子，另一名民警张磊则伸手拎起了帆布包。拉链刚拉开三分之一，一道冷光便从缝隙中漏出，李建军的手瞬间按在了腰间的手铐上：“别动！”

    年轻男子惊醒时已被按在地上，另一个中年男子却趁机窜出三米远。“站住！”张磊拔腿就追，中年男子突然转身，手中竟多了一把泛着锈色的自制钢珠枪。“砰”的一声脆响，张磊大腿一阵灼痛，却借着惯性扑上前，将男子死死按在草坪里。

    被制服的瞬间，中年男子盯着警徽嘶吼：“我杀的人比沈阳三八大案还多，你们抓不住我的！”这句话让李建军心头一震，他不会想到，这个自称王福仁的男人，正是横跨辽冀蒙京津五省市，制造189起血案的犯罪团伙首犯。这场凌晨的意外抓捕，终于为持续两年的追凶之战画上了句点。

    1963年的锦州太和区，王福仁出生在一个靠种玉米维生的农户家。他的童年始终绕着“缺钱”二字，冬天没有棉鞋穿，夏天顿顿啃玉米饼，这种窘迫在他心里埋下了对金钱的极度渴望。上小学时，他就常偷同学的橡皮和铅笔，被老师发现后不仅不认错，还梗着脖子说“他们比我有钱”。初中毕业那天，他把课本扔进火堆，对父亲说“读书不如挣钱”，从此彻底混迹在乡野间。

    1980年冬天，17岁的王福仁盯上了邻村供销社的自行车。那个年代，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能换半头猪，他趁深夜撬开窗，刚把自行车推出门就撞上了巡逻的民兵。1981年开春，他因盗窃罪被判3年劳教，送进了锦州劳教所。劳教所里的军事化管理让他收敛了棱角，却没磨掉骨子里的贪婪。他跟着老犯人学修自行车、做木工，表面上积极改造，私下里却偷偷记下了盗窃的技巧，“撬锁要找最下面的弹子”“踩点要观察户主的作息”。

    1984年刑满释放时，王福仁攥着劳教所发的50元安置费回了家。父亲以为他改邪归正，托人给他找了个砖窑厂的活，每天搬砖能挣3块钱。可干了不到三个月，他就嫌累辞了工。当年冬天，他重操旧业，趁夜偷了镇上五金店的三箱螺丝刀，转手卖给废品站赚了200块。这次得手让他胆子大了起来，不到半年就作案十余起，直到1985年夏天偷县百货公司的手表时被当场抓获。

    “屡教不改，主观恶性深。”法庭上，法官的话让王福仁被判7年有期徒刑，投入锦州南山监狱。监狱里的日子比劳教所更难熬，他被分配到采石场砸石头，每天要完成定额，完不成就没有饭吃。为了少干活，他主动给狱警擦桌子、洗衣服，还帮狱友写家信，慢慢混到了看守仓库的轻松差事。1990年，他在仓库里学会了用电钻和钢锯，这个技能后来成了他制造凶器的关键。1991年刑满释放那天，他站在监狱门口，望着锦州城区的炊烟，暗自发誓“再也不进这里”。

    28岁的王福仁成了村里的“老大难”，谁家姑娘都不愿嫁个有前科的人。父亲急得四处托人说媒，终于在邻村找到了满桂平。满桂平比他小两岁，离异后带着个女儿，不嫌弃他的过去，两人见了三次面就登记结婚。新婚之夜，王福仁把攒下的1000块钱交给妻子：“我以后好好干活，让你们娘俩过上好日子。”

    1992年开春，在双方家人的资助下，夫妻俩在锦州城郊的102国道旁开了家“福仁小吃部”。小吃部只有三间房，前厅摆四张桌子，后厨支着两口大铁锅。王福仁早年跟着村里厨师学过手艺，炒的溜肉段、锅包肉味道地道，满桂平则嘴甜会来事，给客人添茶倒水时总不忘多送碟咸菜。国道上往来的货车司机多，大家都爱来这吃口热乎的，开业第一个月就赚了800块。

    半年后，小吃部的利润突破一万块，这在1992年的农村相当于普通工人两年的工资。王福仁买了台黑白电视，还给妻子扯了块花布做新衣服，日子看似蒸蒸日上。可钱越多，矛盾越突出。满桂平开始抱怨王福仁的亲戚：“你弟来吃了三回，一分钱没给”“你妈拿了两斤猪肉，就不能给钱买吗”。王福仁觉得妻子太斤斤计较，“都是一家人，计较这些干啥”，两人的争吵越来越频繁。

    1994年，儿子出生后，满桂平的抱怨变本加厉。她嫌王福仁把赚的钱存起来，不买冰箱和洗衣机；嫌他逢年过节给父母钱太多，不考虑自家孩子。王福仁则觉得妻子不懂事，“钱存着是为了给孩子盖房娶媳妇”，两人从争吵变成冷战，同在一个屋檐下却很少说话。为了躲清净，王福仁雇了个厨师，自己不再盯后厨，每天出去和朋友喝酒打牌，有时甚至彻夜不归。

    1997年，小吃部的生意越来越红火，王福仁在镇上买了套砖房，还雇了两个服务员。可他和满桂平的关系已经到了冰点，两人分房睡，吃饭时各做各的。满桂平开始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