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4月6日凌晨六点，手机店的卷帘门刚拉开一条缝，王福仁就带着高玉辰和史正义冲了进去。王福仁用枪顶着老板的胸口：“别动，抢劫！”老板想反抗，被高玉辰一拳打倒在地。史正义赶紧用绳子把老板绑好，三人开始翻箱倒柜，拿走了六部手机、十六台传呼机、一条金项链和500多块现金。

    回到锦州后，王福仁把手机和传呼机低价卖给二手市场，卖了12000块钱。三人分了钱，高玉辰和史正义尝到甜头，彻底投靠了王福仁。可修宝昌不干了，觉得王福仁“偏心”，找他理论。王福仁安抚道：“下次带你干大的，保证你赚得多。”1999年4月12日，他带着修宝昌去了绥中县，准备再干一票。

    两人下了火车，坐上一辆三轮摩的去郊区。走到半路，摩的司机说：“路不好走，再加五块钱。”王福仁本来就想找机会让修宝昌“沾血”，这下正好有了借口。他偷偷对修宝昌说：“等下停车，你先揍他一顿。”到了偏僻处，王福仁让司机停车，修宝昌上去就踹了司机一脚。司机刚要反抗，王福仁就掏出钢珠枪，对准他的后脑勺开了一枪。

    杀死司机后，两人只翻到100多块钱。王福仁对修宝昌说：“现在你手上有人命了，只能跟我干到底，以后必须下死手，不能留活口。”修宝昌点了点头，心里却没什么波澜——他觉得杀个人和偷东西没区别。六天后，两人在葫芦岛连山区拦了辆出租车，修宝昌开枪打死司机，王福仁用锤子补了几下。这次虽然只抢到几十块钱和一部手机，却意外搜到一把自制五连发钢珠枪，修宝昌高兴地把枪别在腰上：“以后这就是我的家伙。”

    1999年5月，王福仁又发展了两个邻居入伙：26岁的杨光和20岁的戴祥月。杨光在王福仁以前的饭店旁开包子铺，生意不好，欠了一屁股债；戴祥月刚辍学，没工作，整天跟着杨光混。王福仁请两人吃了顿火锅，说“跟着我干，吃香的喝辣的”，两人当场就同意了。可王福仁没注意到，戴祥月管不住嘴，有啥话都往外说，这为后来的覆灭埋下了隐患。

    至此，王福仁犯罪团伙正式成型，核心成员有六人：王福仁负责策划和制枪，修宝昌和高玉辰负责动手杀人，史正义和杨光负责望风，戴祥月负责踩点。他们以锦州为据点，开始在辽西地区疯狂作案，目标从出租车司机扩展到手机店老板、肉贩子，甚至普通路人。1999年5月到8月，短短三个月，他们就作案23起，杀死5人，抢劫现金和财物价值8万多元。

    1999年5月28日，北镇市沟帮子液化气站附近发现一具出租车司机尸体，后脑勺有枪伤，身上的钱被洗劫一空。同一天下午，沟帮子镇另一处又发现一具男尸，同样是枪伤。北镇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法医鉴定后发现，两起案件的凶器都是自制钢珠枪，作案手法相似，应该是同一伙人所为。

    专案组调取了周边的监控，可当时监控覆盖率极低，只拍到一个模糊的身影。走访调查时，有目击者说看到两个中年男子坐过死者的车，一个矮胖，一个高瘦，可没看清长相。警方分析，凶手可能是锦州或葫芦岛人，因为两起案件都发生在锦州到葫芦岛的必经之路上。

    6月5日，绥中县一家手机店发生抢劫杀人案，老板被打死，老板娘重伤，店里的手机和传呼机被抢走。法医鉴定发现，凶器还是自制钢珠枪，作案手法和北镇的案子如出一辙。专案组意识到，这是一个跨区域作案的犯罪团伙，立即将情况上报辽宁省公安厅，请求协查。

    省公安厅将案件并案侦查，成立了以锦州公安局为主的联合专案组。专案组梳理了1998年12月以来辽西地区的抢劫杀人案，发现共有11起案件手法相似，都是用自制钢珠枪作案，作案后迅速逃离。可凶手非常狡猾，作案时不留下指纹，抛尸地点都选在偏僻处，没有目击者，案件陷入僵局。

    1999年9月14日，锦州市区发生一起出租车司机被杀案，凶手在现场落下了一把自制钢珠枪。这是案件的第一个重大突破，法医在枪上提取到了一枚模糊的指纹，还发现枪的枪管是用发令枪改造的，枪托是用木头自制的。警方立即对锦州的发令枪销售点进行排查，可销售记录太多，一时无法锁定嫌疑人。

    2000年5月1日晚上，锦州老城区的一家小饭馆里，王福仁和戴祥月正在喝酒。电视里播放着沈阳三八大案的刑侦纪录片，一个客人感慨道：“孙德林这伙人真狠，杀了这么多人。”戴祥月喝得醉醺醺的，拍着桌子说：“这算啥？我跟我哥干的事，比他狠多了！”

    这句话被邻桌的一个中年男子听到了，他叫张建国，是锦州市公安局的特情人员，专门负责收集涉黑涉恶线索。张建国不动声色，假装喝酒，听戴祥月继续吹牛：“我们有枪，杀了好几个出租车司机，还抢了手机店……”王福仁赶紧踹了戴祥月一脚：“别胡说八道！”可戴祥月已经醉了，还想再说，被王福仁拉着走了。

    张建国立即把情况上报给专案组。专案组组长李向阳一听，精神一振：“戴祥月？这个名字有点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