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5年10月的深夜，云南路南县鹿阜镇大兴旅社的202号房间，灯光昏暗得令人窒息。服务员例行查房时，推开门的瞬间，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扑面而来，让她浑身发冷。房间里，一名外地商人倒在床头，头部血肉模糊，颅骨碎裂，早已没了呼吸，而与他同住的那名瘦长脸、鼻尖带痣的老者，却不见踪影。

    这已经是半年内，云南、广西、贵州三地发生的第12起类似命案，死者均为单身商人，致命伤全是头部遭钝器重击。没有人知道，这个看似普通的老者，竟是一个隐藏了36年的恶魔。他六进六出监狱，从年轻气盛的工地民工，变成丧心病狂的连环杀手，15条无辜生命倒在他的锤下。

    钱永昌，1936年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路南县板桥镇虎街二社，也就是如今的石林县。他家境贫寒，家中共有五个孩子，他排行老大，下面还有四个妹妹。在那个物资匮乏、温饱都成问题的年代，作为家中长子，钱永昌本应扛起家庭的重担，可他从小就性格孤僻、脾气暴戾，不喜欢读书，也不愿下地劳作，整日游手好闲，惹是生非。父母忙于生计，对他缺乏管教，久而久之，他身上的野性愈发凸显，骨子里的自私与残忍，也在潜移默化中慢慢滋生。

    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出身贫寒的乡村少年，未来会成为新中国刑侦史上作案时间跨度最长的连环杀手，用36年的时间，在云南、广西、贵州三省的土地上，留下一串沾满鲜血的罪恶轨迹。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路南，地处云贵高原，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大多数村民以种地为生，日子过得紧巴巴。钱永昌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常年面朝黄土背朝天，拼命劳作，也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温饱。作为家中的长子，钱永昌从小就被父母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好好读书，将来走出大山，摆脱贫困的命运。可钱永昌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料，他厌恶课堂上的束缚，喜欢在山野间游荡，与村里的闲散少年厮混在一起，打架斗殴、偷鸡摸狗，无所不为。

    小时候的钱永昌，长得瘦高瘦高，一张瘦长脸，颧骨突出，下巴尖尖，一双小眼睛深陷在眼窝里，透着一股与年龄不符的狡黠与冷漠。他虽然长得不起眼，却格外注重个人形象，头发总是梳得一丝不苟，常年留着当时流行的四六分头，举手投足间，带着一股玩世不恭的劲儿。他嘴甜，能说会道，很会讨好身边的人，可骨子里却极其自私、暴躁，一旦有人得罪他，他便会睚眦必报，下手凶狠，从不留情。

    由于家里孩子多，负担重，钱永昌读完小学就辍学在家，跟着父母下地干活。可他吃不了苦，种地时偷奸耍滑，要么借口喝水、休息，躲在树荫下偷懒，要么故意磨磨蹭蹭，半天干不完一点活。父母见状，气得直叹气，多次责骂、殴打他，可他依旧我行我素，不仅不改正，反而对父母产生了逆反心理，经常和父母争吵，甚至离家出走，在外游荡数日，直到身上实在没了去处，才会回家。

    辍学后的钱永昌，更是彻底沦为了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他整天在村里闲逛，叼着烟，迈着八字步，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身边也聚集了一群和他一样好逸恶劳、偷鸡摸狗的狐朋狗友。这些人臭味相投，经常聚在一起喝酒聊天，抱怨生活的不如意，密谋着如何不劳而获，快速敛财。钱永昌在这群人当中，因为能说会道、下手凶狠，渐渐成了小头目，身边的人都对他言听计从。

    那时候的钱永昌，虽然调皮捣蛋、偷鸡摸狗，但还没有犯下太大的恶行，最多只是偷邻居家的鸡蛋、地里的瓜果，或者和人打架斗殴，算不上什么大奸大恶。可他骨子里的贪婪与残暴，就像一颗沉睡的种子，只需要一个契机，就会破土而出，长成参天大树，将他彻底拖入罪恶的深渊。而这个契机，很快就来了。

    1958年，国家开始大力修建贵昆铁路，这条铁路贯穿贵州、云南两省，是连接西南地区的重要交通干线。由于云贵高原多山地，修建铁路的难度极大，需要大量的人力，尤其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当时22岁的钱永昌，得知修建铁路能挣工资，还能离开偏僻的乡村，便和村里的几个年轻人一起，报名成为了贵昆铁路的建设民工，被分配到了宣威县小鸡街田头村的施工工地。

    初到工地的钱永昌，表现得十分积极。他干活卖力气，又能说会道，很快就和工地上的工友们打成一片，人缘还算不错。工地上的生活虽然艰苦，每天起早贪黑，干着繁重的体力活，但至少能吃饱饭，还能挣到工资，这让钱永昌十分满足。可他骨子里的不安分，并没有因为工地的繁重劳作而收敛，反而在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中，愈发躁动起来。

    在工地上，钱永昌凭借着自己的口才和一副还算周正的模样，很快就吸引了一位女性的注意。这位女性，不是别人，正是工地一名包工头的妻子。当时，包工头常年在外负责施工调度，很少回家，妻子独自一人在工地附近居住，平日里难免感到孤独。钱永昌看出了她的寂寞，便经常主动找她聊天，嘘寒问暖，花言巧语地哄她开心。

    一来二去，两人就暗生情愫，偷偷摸摸地走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