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堂，穿过院子，翻过那堵塌了半边的矮墙。矮墙外面是一条窄窄的后巷，巷子里长满了杂草，杂草丛中有一道明显的踩踏痕迹，一直延伸到巷子的尽头。

    

    巷子尽头是一条更窄的夹道，夹道两边是民居的后墙，墙上没有窗户，大白天的也光线昏暗。夹道走出去之后是一条东西向的街道，街道上铺着青石板，人多眼杂，足迹到这里就断了。

    

    李元芳站在街道上左右看了看。往东是城西的码头方向，往西是城门。码头上人来人往，如果有人混进了码头的人群里，找起来就像大海捞针。往西出了城门就是城外，更难找。

    

    “这个人对城西的地形太熟了。”李元芳道，“从矮墙翻进来，走夹道，上大街，从头到尾都避开了巡逻的兵士和街上的眼线。如果不是长期生活在城西的人，做不到这么精准。”

    

    沈涛道：“将军，末将去把城西的里正叫来，让他把这一带所有住户的名单拿出来，挨家挨户排查。”

    

    “先不要打草惊蛇。”李元芳摇头道，“我们连这个人的身份都不知道，是男是女也不知道，贸然排查只会让他更警觉。而且旧驿馆附近住着上百户人家，排查起来动静太大，消息一旦传出去，人可能就跑了。”

    

    狄如燕道：“那就先查账册。暗格里放的如果是账册，那里面记录的就应该是某种交易往来。北院大王在蓟州经营了三年，收买内应、囤积军火、贿赂官员，这些都需要钱。钱从哪里来的？从哪里出去的？经了谁的手？把这些理清楚了，背后管账的人自然就浮出来了。”

    

    李元芳觉得她说得有道理。他们现在已经有了多条线可以追查这笔钱的去向——纸马店地窖里查获的三万八千两军饷是其中的一部分，贺兰手里的账册记录了突厥方面三年的总支出十二万两白银，还有魏承恩被截获的信件里也有提到经费的问题。但有一个关键环节始终没有打通——这些钱是怎么从突厥手里流到蓟州城里的？总需要一个中间人，一个能在汉人商贩和突厥人之间自由往来的人。

    

    这个人得有几个条件。第一，他必须是商人身份，因为商人才有理由在边境两边频繁往来而不被怀疑。第二，他必须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能够接触到官场上的人，否则无法收买像魏承恩这样的五品大员。第三，他必须对蓟州城的情况极其熟悉，包括城防、守军、官场关系、街巷地理。第四，他最好不是汉人，至少表面上有突厥或者西域背景，这样他和突厥人来往时才不会引起注意。

    

    符合这四个条件的人，在蓟州城里不会太多。

    

    李元芳的脑子里划过了一个名字——齐元昌。纸马店的东家。石勇在纸马店附近查问过，隔壁香烛铺的老板说齐元昌的口音像凉州那边的，而且平时不怎么在店里露面，铺子交给一个姓乔的伙计打理。孙安是凉州调来的，钱通也是凉州籍贯，这个齐元昌口音又是凉州的——三个人都在同一个凉州圈子里。这不是巧合。

    

    但齐元昌已经跑了。纸马店被搜查之后他就不见了踪影，那个姓乔的伙计也一起消失了。如果他们还在蓟州城里，一定会藏在一个极其隐蔽的地方。

    

    “沈涛，把齐元昌这个人的底细查清楚。”李元芳道，“他三年前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盘下纸马店，平时跟什么人来往，有没有家眷——所有的，能查到多少查多少。从卢正那里调税簿和户籍册，从码头上查他的货船记录，从商会里查他的生意往来。三天之内，我要这个人的全部资料。”

    

    沈涛应了一声，快步往守备衙门的方向去了。

    

    李元芳和狄如燕回到守备衙门的时候，卢正正在审问从南门战场上俘虏的突厥兵士。通译在旁边翻译，笔录的文书奋笔疾书，签押房里人来人往，气氛紧张而忙碌。卢正见李元芳进来，立刻起身报告：“李将军，俘虏交代了一个新情况——他们说北院大王在蓟州城里有一个代号叫‘账房’的人，专门负责管钱。所有的经费往来都由‘账房’经手，连北院大王本人要动用大笔银子都要通过‘账房’调拨。但这个‘账房’到底是谁，这些俘虏都没见过，只知道是个汉人，做生意的。”

    

    “账房。”李元芳重复了一遍这个代号。账房——账册——管钱——商人。所有的线索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汇聚。那个潜入旧驿馆取走暗格里账册的人，极有可能就是“账房”本人，或者至少是“账房”派来的人。

    

    “还有一件事。”卢正压低了声音，“下官在查齐元昌的底细时，发现了一件很古怪的事。齐元昌三年前在幽州买下纸马店的时候，给他做保人的不是别人——是幽州城里的一个尼姑。”

    

    李元芳的目光倏地一紧：“哪个尼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