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雷恩喃喃自语，他知道自己挖到了金矿。

    几天后，《萨克拉门托蜜蜂报》刊登了一篇由克雷恩撰写的长篇纪实报导，

    標题是：《沼泽地上的奇蹟，还是我们眼中的毒瘤？——亲歷河谷垦荒公司的农场》。

    文章用详实的笔触，描绘了一个与《联合报》宣传截然相反的世界。

    他对比了河谷垦荒公司农场的卫生条件和萨克拉门托某些白人贫民窟的骯脏，对比了农场工人的收入和铁路公司的“苦力”工资，最后，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当我们指责他们不正当竞爭时，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为何我们的效率如此低下？当我们污衊他们骯脏时，我们是否敢於正视自己城市中的污秽？那些华工，用双手將一片不毛之地变成了加州的粮仓，他们是建设者，不是威胁。或许，真正的黄祸，不是这些勤劳的清国人，而是某些人心中那无法遏制的贪婪和种族偏见。”

    这篇文章像一颗炸弹，在萨克拉门托引起了轩然大波。

    《联合报》立刻发表社论，攻击克雷恩是“收了清国人黑钱的无耻文人”，

    並刊登了一篇由所谓“卫生专家”撰写的文章，危言耸听地宣称，华人的生活习惯必然会导致大规模瘟疫的爆发。

    刘景仁则以格雷夫斯的名义，在《蜜蜂报》上买下整个版面，发表了一封公开信。

    信中，他没有愤怒地反驳，而是以一种谦卑而坚定的姿態，邀请萨克拉门托的市政卫生官员、商会代表以及任何“心存疑虑的公民”，隨时可以前来农场参观、检查。

    “事实胜於雄辩。”

    信的结尾写道，“我们脚下的土地，和我的工人们流下的汗水，將是最好的证明。”

    一场围绕著真相和谎言的舆论战，在两家报纸上激烈地展开。

    萨克拉门托的市民们，每天都在爭论、站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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