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底，青山镇的冬天来得比往年晚些。

    程立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院子里那几棵老槐树。

    叶子已经落得差不多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空，像几支饱蘸浓墨的毛笔，在宣纸般的天幕上划出遒劲的线条。

    风从山坳里灌进来，带着初冬特有的干冷，吹得窗棂微微作响。

    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领口竖起来，双手插在裤兜里。半个月了，从陈大川离开到现在，整整半个月。

    这半个月，他几乎没怎么睡过一个囫囵觉。

    不是睡不着，是不敢睡。

    脑子里装的东西太多，一闭眼就往外冒——路修完了，学校建好了，产业铺开了，收购站扩大了，运输队增车了。

    这些事，一件一件都摆在面前，等着他拍板，等着他推进，等着他解决。

    他不再是那个只管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副镇长了，也不再是那个上面有书记顶着、下面有班子撑着、只管抓落实的镇长了。

    他是书记。青山镇的一把手。几万多口人的指望，几十个干部的领头人，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所有大事小情的最终责任人。

    这个转变，比他预想的要难。

    不是难在事上。事还是那些事，路还是要修，学校还是要建，产业还是要搞。难在人上，难在心态上。

    以前有陈大川在，他只需要往前冲。遇到拿不准的事，去问老书记；

    遇到顶不住的压力，老书记替他扛；遇到班子里的不同声音，老书记替他压。

    现在老书记走了，去了县政协。办公室空了，那扇门关着，再也不会在他半夜敲门时亮起灯来。

    他得自己扛了。

    半个月来，他学会了很多东西。学会了在班子会上听不同的声音，不急着表态，让子弹飞一会儿。

    学会了在干部面前端着点，不能像以前那样啥都往外说，有些话得烂在肚子里。

    学会了在老百姓面前笑，不管心里多累，见了村民就得笑着打招呼，笑着问“家里还好吧”，笑着听他们讲那些家长里短。

    最难的是学会了一个人待着。以前下了班，可以去陈大川办公室坐坐，喝杯茶，说说话。

    现在没地方去了，回到宿舍，一个人坐在书桌前，对着那盏台灯，把白天的事在脑子里过一遍，再把明天的事在脑子里排一遍。

    有时候坐到深夜，有时候坐到天亮。

    但他在变。变得比半个月前沉稳了，比半个月前有耐心了，比半个月前更像一个书记了。

    王有才说，程书记，您现在说话，比以前慢了。

    张桂花说，程书记，您现在开会，比以前稳了。

    赵晓峰说，程书记，您现在看材料，比以前细了。

    他自己知道，这些变化不是刻意的，是被逼出来的。坐在那个位置上，你不稳不行，不细不行，不慢不行。

    因为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人琢磨；你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影响一大片人。你必须想清楚了再说，想透彻了再做。

    下午四点多，程立正在看文件，电话响了。

    他接起来，那边是柳絮的声音，带着一点笑意，还有一点长途跋涉后的疲惫。

    “程立，我到凌水了。还有半个多小时到镇上。”

    程立心里一热，放下电话就往外走。走到院子里，又停下来，转身回办公室，把桌上那堆文件收拾整齐，把窗户关上，把门锁好。

    然后他快步走出办公楼，上了那辆吉普车。

    车子在通往镇上的路上慢慢开着。他开得不快，眼睛盯着前方，心里却早就飞到山外面去了。

    半个月没见了。上次见面还是他刚从省城回来那几天，她来了一趟，住了两天，又匆匆赶回怀化。

    团市委那一摊子事，不比青山镇轻松。她刚上任不到一年，各项工作都在铺开，底下的人还在观望，上面的人还在考察，她得拿出成绩来，得让那些不服气的人闭嘴。

    车子拐过一个弯，远远地看见一辆黑色桑塔纳停在路边。

    柳絮站在车旁，穿着一件米白色的风衣，围着浅灰色的围巾，齐耳的短发被风吹得有些乱。

    她手里拎着一个帆布包，正低头看着路边的野菊花，一丛一丛的，黄灿灿的，在初冬的寒风里开得正盛。

    程立把车停在她旁边，下了车。

    柳絮抬起头，看见他，嘴角弯了弯。

    “来了？”

    程立走过去，站在她面前，看着她。半个月不见，她瘦了些，下巴尖了，但眼睛还是那么亮，那么清澈。

    风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她抬手拨了一下，动作很轻，很自然。

    “瘦了。”他说。

    柳絮看着他，也说了同样的话：“你也瘦了。”

    两人对视了几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