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军当时就拿着笔，在电话旁边的小本子上一条一条地记下来。

    记完了，挂了电话，他一个人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坐了很久。

    他以前总觉得，当领导的，能在方案上批个“同意”两个字，就算很支持了。

    可程书记不一样，他的这个“同意”背后，是实实在在、一页一页翻过方案、一笔一笔算过细账、一个一个琢磨过细节的。

    大年初四，很多人还在走亲戚拜年，王建军就一个人回到了厂里。

    他按照程书记在电话里提的那些意见，把方案从头到尾重新修改了一遍：

    设备更新的预算往上加了百分之三十；

    原料储备的量翻了一番；临时工的工资标准也提高了一档。

    改完之后，他又把总账细细算了一遍——还在合理可控的范围之内。

    正月初七，程书记人还没从北京回来，但方案的批复意见先到了。

    是王有才镇长转交给他的，说程书记从北京专门打了电话回来，让他把批复意见传达。

    批复只有简单的一行字——“同意。即按修改后方案执行。务必确保安全、保证质量、保证工期。”

    落款是“程立”两个字，是钢笔写的，一笔一划，端端正正。

    此刻，轮窑里的火已经熊熊烧起来了。王建军推开车间厚重的大门，一股热浪混合着泥土与煤炭的气息扑面而来。

    两座轮窑都在全力运转，窑膛里整整齐齐码着一层层的砖坯，通红的火苗从砖坯的缝隙里钻出来，舔舐着砖面，发出细微的噼啪声响。

    负责烧窑的老师傅老刘头，戴着厚厚的棉手套，正一锹一锹地往窑膛里添煤。他的脸被火光烤得通红，汗水顺着深深的皱纹往下淌。

    看见王建军进来，他咧嘴笑了笑，露出被常年烟熏得有些发黄的牙齿：“王主任，这窑火，可有好些年头没烧得这么旺、这么匀实了。

    两座窑一起开足马力烧，我老刘还是头一回经手。”

    王建军走过去，拍了拍老刘头结实的肩膀：“老刘叔，辛苦您了。今年咱们厂要烧的砖，恐怕比过去几年加起来还要多，您心里可得有个数，悠着点干，但也得顶住。”

    老刘头把一锹乌黑的煤精准地送进窑膛，直起腰，用胳膊擦了把额头的汗。

    “王主任，您就放一百个心吧。这轮窑的火候，我闭着眼睛都能摸准。只要前面制坯的供应跟得上，我这火就一天不会灭，保证烧出来的砖头块块结实！”

    制坯场那边，工人们正在忙碌地码放砖坯。新招来的临时工里，有附近村里的村民，也有从外地回来过年、决定不再出去的年轻人。

    他们看见王建军过来，都停下手中的活计，笑着打招呼。王建军朝他们点点头，目光扫过整个砖坯场。

    晾晒架上，一排排初步成型的砖坯码放得整整齐齐，像等待检阅的士兵。这些都是年前就提前备好的料，够烧好几窑了。

    但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光靠厂里原来的这点产能，等到开春以后，各村盖新房的高峰期真的到来，恐怕会捉襟见肘，供应不上。

    库房里确实有不少存货——那是前几年积压下来的砖，整整齐齐码了好几个大垛，只是因为堆放年头久了，品质有些不匀，有些砖的边角松了，不能当作正品一级砖去卖。

    他把这个情况跟程书记汇报过，程书记的指示很明确：能用的，就想办法用上；实在不能用的，就回炉重新烧，总之不能浪费。

    至于扩大产能，程书记在年前的那次重要会议上就已经定了调子——红砖厂这次扩产，不是小打小闹地修修补补，是要实实在在地增加一条新的生产线。

    王建军和厂里几位经验最丰富的老师傅反复合计、商量了好几轮，最后才拍板决定：在原有的两座老式轮窑旁边，新增一条小型的隧道窑生产线。

    这种生产线投资不算特别巨大，占地也相对节省，正好适合青山镇现在的实际需要和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规模。

    而且烧出来的砖品质更稳定，烧制的效率也比老式轮窑要高出一截。

    他已经跟县里的砖瓦机械厂联系过了，对方说，从签订订货合同到设备运输、安装、调试完成，最快也需要两个多月的时间。

    这意味着，这条新的生产线，大概要到四月份才能真正投产，烧出砖来。

    好在原来的两座轮窑现在已经开足马力生产，库房里也还有存货能应应急，只要调度衔接得好，应该能平稳渡过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期。

    他把这个详细的时间进度表也写进了方案里，程书记看了之后说：“两个多月，可以接受。但所有前期准备工作，比如场地平整、基础建设、人员培训，必须全部往前赶，绝不能坐在那里干等设备到位。”

    从红砖厂出来，王建军骑上他那辆半旧的摩托车，突突地朝着苗岭村驶去。田老倔家要盖新房，年前就来镇里递了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