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江的秋天短得像刀子切过，几场雨下来，市委大院那两排法国梧桐的叶子就掉光了。

    程立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院子里的保洁员拿大扫帚一下一下地划拉，把落叶推到墙角，堆成一座湿漉漉的小山。

    到这个县级市当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今天是第十天。

    十天。够他把公安局上上下下的脸认一遍，够他把几桩正在办的案子翻一遍，够他把这座因矿而兴也因矿而困的城市摸个大概——但不够他真正看清水面下的东西。

    桌上堆着七份邀请他“指导工作”的报告，五份请他“听取汇报”的材料，三份需要他“审阅批示”的文件。

    每一份后面都站着一个或一群等着试探他的人。常务副局长周志国来汇报过一次工作，态度恭敬，话不多，程立问什么他答什么，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走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下，说了一句“程书记，局里的情况比较复杂，您慢慢来”。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提醒，但程立听出了那层“你刚来，别急着动”的意思。

    程立把窗关上，拿起桌上的搪瓷杯喝了口水。水凉了，有点苦。

    他来冷江之前，省政法委书记周斌在电话里跟他说过一句话：小程，冷江是个好地方，也是个烂摊子。

    煤挖了几十年，人养了好几代，有些事烂在根上，你别指望三个月就能翻过来。

    他当时说，我知道。

    周斌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又加了一句：你不一定知道。

    程立现在有点明白周斌的意思了。

    他把杯子放下，拿起电话拨了内线。“刘大姐吗？我是程立。信访室今天开门吧？我过去看看。”

    电话那头愣了一下才回话。“程书记，您要过来？……好，好，我在这儿。”

    程立挂了电话，从抽屉里拿了包烟揣进兜里，出了门。

    走廊里遇到两个科员，远远地站住了让路，脸上挂着恭谨的笑。他点头回应，从他们身边走过去。

    市政府大院的东侧是一排平房，跟主楼隔着一片空地，中间铺了条水泥路，路边的冬青长得很野，很久没人修剪了。

    平房的瓦顶低矮，门漆斑驳，墙根泛着一层白碱，雨水顺着墙皮往下洇，洇出一片一片深色的水痕，像一张哭过的脸。

    信访室的门关着。门口挂了块牌子——“群众来访接待室”，白底黑字，边角被太阳晒得卷了起来，用图钉重新钉过，又卷了。

    院子里两棵老槐树，树龄看上去比他年纪都大，叶子落了大半，剩下的挂在枝头，黄不拉几的，风一吹就簌簌往下掉。地上铺了一层，踩上去沙沙响，像踩在旧报纸上。

    程立在门口站了两秒。不是犹豫，是让自己把节奏调下来。

    信访室这种地方，他干过基层的都知道。来的人不是在跟你讲道理，是在跟你讲命。

    你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看文件，看到的是一行一行数字、一桩一桩案由，但在信访室的椅子上坐下来，你看到的是活生生的人——被地占了、被矿伤了、被冤屈了、被拖垮了的人。

    办公室里的材料是死的，信访室里的材料会哭。

    他推门进去。

    屋里比他想象的暗。窗户朝东，上午的光线被老槐树挡了大半，只剩下些碎光落在地上。

    靠墙一张长椅，木头扶手被磨出了包浆，坐垫的布面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墙角有张折叠床，铁架子，绿帆布，上面叠着一条薄毯子。窗台上搁着一盆绿萝，叶子蔫了半边，盆里的土干得发白。

    屋里两个人。一个中年男人坐在长椅上，低着头，手里攥着一张对折的纸，攥得紧紧的。

    刘大姐坐在桌子后面，正跟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说话。

    “老陈，你那个事我知道，转到国土所了，还没回音。你过几天再来问问，到月底还不行，我再帮你催。”

    她的声音不急不缓，像是在说一件重复了无数遍的事。那男人点了点头，站起来往外走。路过程立的时候看了他一眼，目光碰了一下就移开了，低着头出了门。

    刘大姐抬头，手里的笔停了一下。“程书记？您过来了？”

    刘大姐五十出头，头发烫着小卷，脸上有些皱纹，眼神不精光但沉稳，是那种在基层干久了的女人——什么都见过，什么都不意外，但新书记突然来访这种档次的事，还不在她的“什么都见过”范畴里。

    “过来看看。”程立笑了一下，笑得不太正式，在靠门那把硬木椅子上坐下来，“你忙你的，不用管我。”

    刘大姐还是站起来给他倒了杯水。搪瓷杯，白底蓝边，杯沿磕掉了一小块瓷，露出底下黑色的铁胎。她把杯子放在桌角，重新坐下来。

    “老张，轮到你了。”

    长椅上那个男人走过来，把手里的纸放在桌上。“刘主任，我家那块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