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立抬手拦住了她。

    他没有站起来，没有往后退，也没有露出任何被惊吓到的表情。他抬起手做了一个“停”的动作，很慢，很轻，但很确定。

    “没事。”他看了刘大姐一眼，“你搬把椅子过来，让肖大姐坐下慢慢说。倒杯水。”

    刘大姐愣了一下。那一下愣不是犹豫，是意外。

    她也许见过别的领导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处理——站起来，退后一步，让工作人员把上访群众拦住，说一句“你反映的情况我们会认真研究”，然后转身走人。

    那不是她的经验，那是她的肌肉记忆。

    但程立说的是“搬把椅子过来”。

    她转身去搬椅子，手忙脚乱地把椅子搬到肖大姐身后。肖大姐被扶着坐下，手里还攥着那个布包。

    刘大姐又去倒了杯热水递给她，她接过去握在手心里，但没喝。水杯很热，她的手在抖，水面上荡出一圈一圈细密的波纹。

    程立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不到一米，他能闻到她身上那股洗衣皂和风尘混在一起的味道。他平视着她的眼睛。

    “肖大姐，你慢慢说。你儿子叫什么名字？”

    他的声音不大，不快，不紧张，像是在跟她聊一件很平常的事。

    肖大姐看着他，眼睛里那层疯狂褪去了一些，露出底下的东西。底下不是疯狂，是绝望。

    是那种已经绝望了很久、但又不肯彻底放弃、所以一直在绝望和希望之间反复撕扯的、不成形状的东西。

    “我儿子叫谢小为。”她的声音还在抖，但比刚才稳了一点，像是找到了一个可以抓住的东西，“从小到大乖巧懂事孝顺。学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这孩子争气呀，考上了中南大学。”

    她说到“中南大学”的时候，声音忽然亮了一下，像一截烧断了的灯丝在被风吹灭之前忽然迸出了一簇火苗。

    “你说这么一个好孩子，怎么会去做那种丧尽天良的事？不可能的。他们冤枉我儿子的。”

    “他犯了什么事？”程立问得很平淡，像是在确认一个信息。

    “没有！他没有犯罪！”肖大姐的声音又急起来，手里的水杯晃了一下，洒出几滴热水，烫在她手背上，她像完全没感觉到，“他们说我儿子强奸杀人……可那尸检报告上写得清清楚楚！下面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没有精液！完全没有证据。”

    她说到“尸检报告”的时候，声音忽然变了一个调。

    不是失控的哭腔，不是愤怒的尖利，而是一种很奇怪的、像是在背什么东西的腔调——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像是在心里背了无数遍，每一个字都刻进了骨头里。

    程立的目光微微动了一下。

    他没有接话，等着她继续说。

    肖大姐像开了闸，语速越来越快。“他身上有血，是因为他当时就在那儿！他去了李静家，肯定是有人把他打晕了，血溅到他身上的！可那些人不管这些，说那是他杀人溅上去的！”

    她的眼眶又红了，但这次没有哭。她说到“那些人”的时候，目光里有一闪而过的、近乎仇恨的东西——一种被人活活推进深渊之后才会有的恨意。

    “律师说没有精液，证据链根本不完整，可法院不认！公安局查也不查，直接把人抓了！检察院起诉的时候，那些东西他们都不提！判了无期！无期啊！”

    她把水杯放下。放得很重，水又洒出来几滴，溅在桌面上，慢慢洇开。

    然后她抬头看着程立，双手攥着那个布包，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她的目光直直的，不躲闪，不哀求，是一种被逼到墙角的野兽才会有的目光——不是看着救命稻草，是看着最后一扇还没关上的门。

    “同志，你帮我看看这个案子吧……你看看那些证据……”

    程立没有马上回答。

    他在心里快速地过了一遍她说的话。尸检报告——没有精液。血迹——可能是沾上去的。

    证据链不完整——律师提出了异议，但法院没采纳。定罪靠的是指纹和现场血迹。辩护意见没人受理。

    一个完整的案子，从公安侦查到检察院起诉到法院判决，三关都过了。如果她说的是真的，那就不是某一个环节的问题，是三个环节一起出了问题。

    三个环节一起出问题，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三个环节都有鬼，要么是三个环节都在替一个更大的东西擦屁股。

    不管哪一种，这案子都不简单。

    刘大姐在旁边低声说了一句。“程书记，谢小为的定罪，主要靠的是指纹和现场血迹。

    辩护律师说那些血迹可能是沾上去的，不能证明就是他杀的。可申诉一直没人受理。”

    程立沉默了几秒，然后开口了。他开口的时候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钉在木板上。

    “肖大姐，你儿子的材料，你给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