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立放下电话，在椅子上坐了片刻。

    窗外风又大了些，老槐树的枝丫在灰白色的天幕上划来扫去，像是有人拿一支看不见的笔在上面写写画画。

    远处金竹山方向的机器声被风吹得断断续续，隔几秒响一阵，隔几秒又沉下去，像一个人在睡梦中翻了个身，又继续睡。

    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

    响了三声，那边接起来了。刘建斌的声音带着安监系统特有的那种沉稳，不紧不慢。“程书记？难得你主动打电话来。”

    “老刘，有个事想请你帮忙。”

    “什么事？你说。”

    程立把谢小为的案子简单说了一遍。没有展开细节，只是说有个旧案要重新摸底，涉及到金竹山那边的人和事。

    他说得简洁，把需要的信息全部压缩在了几句话里——金竹山乡老虎冲村，一年前的案子，邓老虎的儿子邓兵涉案，案卷里少了一页东西。

    刘建斌听完，没有马上接话。电话里安静了几秒。程立在基层待了这么多年，听得出来哪种沉默是犹豫、哪种沉默是在掂量。

    刘建斌的沉默是后者——安监系统的人做事习惯先掂量，不是怕事，是在矿上待久了，知道有些事踩进去容易拔出来难。

    “金竹山煤矿确实在我们涟邵矿务局名下，归口管理。”

    刘建斌开口了，语速跟刚才一样稳，“那边的保卫科我熟，科长姓陈，陈国忠，在金竹山待了十几年了。

    矿上什么事他都知道。不是档案室里的那种知道，是人头熟、关系清的那种知道。”

    “你的人能不能跟陈国忠接上头？”

    “能。我自己过去一趟也行，正好要去金竹山那边做个常规检查，不引人注意。”刘建斌顿了一下，“你想查的事，需要什么程度的细？”

    “越细越好。邓兵在当地的所作所为、他跟谢小为之间有过什么过节、老虎冲村跟邓家的关系——这些事，矿上的人应该比外面的人清楚。有些东西，案卷里不会有，但矿上的嘴巴里有。”

    “明白。”刘建斌的语气没有任何波动，像是接了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安监任务，“我后天去金竹山。你那边派人过来，别穿制服，别走正门，找陈国忠就行。我跟他说好。”

    挂了电话，程立又拨了孙建国的号码。

    响了三声才接起来，背景里有风声和远处机器的嗡鸣，混在一起，带着金竹山特有的那种浑浊的背景音。“程书记，我在路上了。”

    “你听说过金竹山煤矿的保卫科吗？”

    “听说过。”孙建国的声音在风里有些发闷，但咬字还是那么清楚，“陈国忠，干了十几年了。保卫科长，实际上是矿上的活档案。矿上那些事，没有他不知道的。”

    “你后天去一趟金竹山煤矿，找陈国忠。不用穿制服，就当去办私事。他会告诉你该知道的。”

    “好。”

    就一个字，没有多余的确认，没有“具体是什么事”的追问。

    程立放下电话的时候想，孙建国这个人，在治安支队被压了五年没动过，但该学的东西一点没少学——知道什么该问，什么时候不该问。

    他把手机放在桌上，起身走到窗前。

    院子里的梧桐已经落得差不多了，剩下几片枯叶挂在枝头，被风吹得翻来覆去，像几只倔强的死蝴蝶，明明已经干透了，就是不肯掉下来。

    远处金竹山方向的灰白色天际线在暮色里显得更沉了，像一块没有洗干净的白布，边上洇着煤灰染出来的深色痕迹。

    程立看着那个方向，手指在窗台上轻轻敲了两下。

    然后他转身走回桌前，把谢小为的卷宗从抽屉里拿出来，翻到那份不完整的尸检报告，把那行“未检出精液”又看了一遍。

    看完了，合上卷宗，重新锁进抽屉里。

    该放的饵，已经放下去了。剩下的，是等。

    孙建国到金竹山煤矿那天，是个阴天。

    天不是灰的，是一种发了霉的白。云层压得很低，像是有人把一块旧棉絮铺在了头顶上，把所有的光都吸走了。

    空气里没有风，只有一种闷闷的、让人喉咙发紧的煤灰味。

    他从冷水江市区出发，开着一辆灰色的旧面包车。车是借来的，不是警车，车牌也是普通民用牌照。

    他特意换了衣服——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外套，袖口磨出了线头，裤腿上沾着泥点，皮鞋上蒙着一层灰。

    不是故意弄脏的，是出门前在花坛边上蹭了几下。在金竹山这种地方，穿得太干净反而惹眼。

    从市区到金竹山，二十多公里的路，走了将近半个小时。越往里走，路越窄，越颠。

    路两边的房子从楼房变成平房，又从平房变成低矮的土坯房和石棉瓦棚。

    墙上刷着的标语被雨水冲花了，只能认出“安全生产”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