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立把那张纸折好，放进了抽屉里。然后他拿起外套，出了门。

    走廊里的声控灯在他走过时逐一亮起，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一下接一下，不紧不慢。

    走廊尽头，楼梯口的那扇窗户又被风吹开了，冷风灌进来，把墙上的通知栏吹得哗哗响。

    他走过去把窗户关好，扣上插销，然后下了楼。

    大厅里值班的保安还是昨天那个人，看见他从楼梯上下来，站起来点了点头。程立回了个点头，推开玻璃门。

    外面起风了。冷江的夜风从金竹山方向吹过来，带着煤灰和泥土混合的腥气。

    远处天际线上，矿区的灯火还在亮着，稀稀落落地散在山腰上，像一堆还没烧透的炭，被风吹得忽明忽暗。

    他拉开车门，坐进去。车子发动的时候，引擎发出一声低沉的轰鸣，然后平稳下来。

    他没有马上挂挡，先坐在驾驶座上，透过挡风玻璃看着远处那片灯火。

    三条线已经撒出去了。徐明远在档案楼里翻流转记录，陈锐在刑侦支队的积案堆里翻卷宗，孙建国应该已经在去金竹山的路上。三个人，三个方向，三根线头。

    他挂了挡，车子驶出市委大院，拐上冷江大道。路灯在车窗外一盏一盏往后倒去，把车内照得忽明忽暗。

    他的脸在灯光和阴影之间交替出现，表情始终没有变化。他睡不着，他想好好逛逛这个城市。

    他知道今日该撒的网都撒下去了。现在，是等。但知道归知道，做到归做到。

    …………

    程立回到办公室的时候，走廊里已经没人了。本身准备逛一圈就回家休息，但逛完一圈之后更睡不着。

    很久没有这种压力了，倒也不是因为别的原因。最主要就是想到那个二十来岁拥有大好前程的男孩，如今还在监狱里。

    每过一天都是对他生命的一个摧残，也是对法律的一个践踏。

    走廊尽头的声控灯灭了很久，整层楼只剩下他这间屋子还亮着——不是灯，是窗外路灯从百叶窗缝隙里漏进来的光，一道一道，横在桌面上，像某种刻度。

    他没开灯。在黑暗里坐下来，靠进椅背。椅子的皮面发出一声很轻的响，像一个人压住了呼吸。

    今天撒出去三条线。徐明远一条，陈锐一条，孙建国一条。三条线，三个方向，像把三根鱼线甩进同一片水域。

    徐明远查档案，那是最慢的一条线，也是最要命的一条——如果那页缺失的卷宗真的被人抽走，抽走的人就一定留下了痕迹，而档案室是留下痕迹的地方。

    陈锐翻积案，是外围，是侧翼，是给邓兵套上另一副枷锁，不是为了替谢小为翻案，是为了让邓兵知道有人在翻他的底。

    孙建国跑金竹山，找陈国忠，找谢长根，走的是另一条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是最老套的道理，也是最管用的道理。

    三条线都需要时间。快则三两天，慢则一周。这一周里他不能闲着——闲着，就会被人看出来他不在岗位上。

    不在岗位上的人，才会被人往深处想。他得站在明处，站得让所有人都看得见他，站得让所有人的目光都粘在他身上。

    他伸手拉了一下台灯的拉绳。黄光亮起来，把他写的那张纸条照得清清楚楚。三个名字，三个箭头。他盯着看了几秒，拿起笔，在空白处写了四个字。

    调整分工。

    不是真的调整。是“调整”这两个字本身。

    冷江市公安局的党委委员，连他自己在内，一共九个。

    周志国的人，中立的人，观望的人。风声放出去，总有人坐不住。坐不住的人会来找他——不是来找他汇报工作，是来探他的底。

    探底的人就是可以争取的人。他不需要把所有人都拉过来，那不现实，也没必要。

    他只需要让更多的人觉得，靠拢他比观望更划算。三个人变成五个，五个变成七个。他这边的人多了，对面的人就少了。

    而且——这才是最要紧的——调整分工这四个字，本身就装在程立的职权范围之内。

    公安局的人事分工，局长说了算。他放出这个风声，名正言顺，挑不出毛病。有人来找他，正常的组织程序。没人来找他，他也不亏。

    进可攻退可守，这步棋唯一的成本，就是时间。而他现在最不缺的就是打发时间。

    他把笔放下，拿起手机，翻到柳絮的号码。拨号之前先看了一眼时间：晚上九点四十。

    电话响了两声就接了。

    “程立？”柳絮的声音带着一层睡意，那种刚把孩子哄睡之后残留在嗓子里的软，“这么晚。”

    “还没睡？”

    “刚把怀安哄着。三个故事还不肯睡，非得要第四个。我说再不睡明天不去公园了，这才不吭声。”

    她轻声笑了一下，笑意很淡，隔着电话都能听出那种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