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立的目光微微聚了一下。这是强奸。这个罪名一旦坐实，林强面对的是十年以上的刑期。

    一个背着重罪的人，在另一桩命案面前，为了自保，开口的概率会大得多。

    他不是来听故事的，他是在算——算林强身上的罪加起来能压多重，算他能用多大的筹码撬开林强的嘴。

    刘国平注意到程立没有打断他，便继续往下说：“那个女人姓赵，赵秀兰，二十六岁。

    原来嫁在岩口那边，男人做小生意的，后来做生意亏了，欠了不少债，房子都抵了。

    她嫌弃男人没钱了，离了婚，搬回金竹山这边，一个人过。长得不错，喜欢打扮，穿的用的都比金竹山本地女人讲究些。”

    他顿了顿，像是要把接下来的话说得更准确一些：“林强是在镇上闲逛的时候看见她的。

    那时候邓兵在金竹山这边有几家游戏厅，林强经常过来盯场子，他隔几天就会在街上晃一圈。

    赵秀兰那段时间在镇上租了个小门面，摆了些零碎东西卖。林强前后去搭了好几次话，后来就开始请人家吃饭、送东西。赵秀兰收了东西，但话没说死。

    林强以为有戏，后来有一次想跟她处对象，被她当面拒了——她那段时间在镇上其实是个很现实的人，嫌林强没钱，一个小混混有什么前途。”

    刘国平说到这里，自己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像是需要一点时间让那句话落稳：“后来有一天晚上，林强喝了酒，直接去了她住的地方。

    她租的房子在金竹山乡卫生院后面那条巷子里，巷子深，灯少，晚上没什么人走。林强知道她一个人住，冲进去把人强奸了。”

    程立没有打断他。刘国平继续说：“赵秀兰第二天就去派出所报了案。验伤报告也做了，确实是强奸。

    但案子后来被压下来了——办案的人说证据不足。林强给了她一笔钱。她一个离了婚的女人，也要过日子，就收了钱，撤了案。”

    “办案的人说证据不足”——这句话程立在心里重复了一遍。

    验伤报告做了，确认是强奸，但办案的人说证据不足。这不是技术问题，是有人替林强把案子压了。

    能压住一个强奸案的人，在金竹山派出所里至少是副所长以上。

    而金竹山派出所和刘保国的关系、和邓老虎的关系，程立已经在之前的信息里对上了。

    程立的目光没有离开刘国平：“这些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刘国平说：“赵秀兰收了钱之后，过了几个月又把钱花得差不多了，想在岩口那边找个事做。

    我有个朋友认识她。那时候她喝多了酒，跟人说过几句，说是被欺负了，报案没用。我朋友回来跟我讲了。

    后来我让人再去问她，她一开始不肯说，后来我说——‘这一次跟以前不一样。

    这一次是市里来的人在查，林强背后的人可能保不住他了。

    你如果愿意站出来说当年的事，邓老虎那边倒台之后，会有人帮你安排一份正经事做。’”

    他把一个旧档案袋从脚边拿起来放在桌上。

    档案袋边角被翻得起了毛，说明这个袋子被人翻看过不止一次——谢长根或者刘国平在决定把这些东西交给程立之前，一定反复确认过里面的每一页纸能不能用。

    “这里面有她当日报案的派出所登记底单复印件，医院的验伤报告复印件，还有她手写的一份情况说明。

    她说，如果邓老虎真的倒了，她愿意站出来作证。但如果是空头支票，她不会再说第二句话。”

    “如果我这边有人接手，她肯开口吗？”程立问。

    “那要看接手的人能不能让她相信，这一次跟以前不一样。”

    谢长根又重复了一句刚才的话，“她说，‘如果邓老虎这次真的会倒，我就敢说。’”

    这句话的逻辑，程立听得很清楚。赵秀兰不是不愿意作证，她是不愿意作证之后发现邓老虎还好端端地站在那里——那样她站出来就是自投罗网。

    她需要确认的不是程立的态度好不好、办案的人认不认真，她需要确认的是邓老虎这次真的会倒。

    而能让她相信这一点的唯一方式，就是让她看到有人在动、有人在抓、有人在倒。

    程立伸手，把档案袋接过来，放在自己这一侧：“谢老板，赵秀兰的工作，你能安排？”

    谢长根没有犹豫：“能。我在金竹山这边还有两家小公司，一家做矿产品贸易，一家做货运。

    给她安排一个文职岗或者管理岗，工资开高一些，够她体面生活。只要邓老虎倒了，这些事情她都不用担心。”

    他说得干脆利落，语气里没有任何犹豫或试探。一个在金竹山本地经营多年、根基稳固的人，安排一个人的工作，本来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但程立注意到的不只是他能安排，而是他愿意当着程立的面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