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忙？”

    “压过一些案子，帮邓兵处理过一些麻烦事。”周志国说。他顿了顿，像是在把那句话在嘴里过了一遍，“具体内容你们应该也有数了。”

    这句话是试探。周志国在试探吴纪检手里到底有多少东西。

    如果吴纪检顺着这句话往下说，说明纪委掌握的材料和他记忆中的差距不大。

    如果吴纪检追问具体内容，说明纪委手里没有他想的那么多。

    这是一种审讯者和被审者之间的无声博弈，只不过这一次角色反了。

    吴纪检又看了他一眼。“你知不知道邓老虎的物流公司，跟市政府里面的人有资金往来？”

    这个问题不是顺着周志国的试探往下走的，而是直接跳到了一个新方向。

    吴纪检没有回答“具体内容我们有没有数”，而是问了一个更具体的问题。

    这本身就是一个回答——纪委掌握的，可能比周志国以为的更多。

    周志国的手指在膝盖上微微收紧了。他知道吴纪检问的是谁，也大概猜到了纪委手里掌握到什么程度。

    邓老虎开口了，账目查出来了，物流公司的流水对上了。

    那他再扛已经没有意义，他本身也没打算扛。但他也不能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有些事说出来，就是把自己往死路上推。

    “……物流公司跟谁有往来，我不清楚。邓老虎有时候会提一下市里那边的关系，但具体怎么走账、怎么操作，他不会跟我说。”

    他刻意用了一个模糊的表述——没有点名。这四个字可以指任何人，可以是刘振国，也可以是其他分管矿业的领导。

    他在继续试探，试探纪委手里到底有多少。

    如果纪委已经有了什么直接证据，他顺着说就是了；如果纪委还没有，他点到为止就够了。不能多，多了就是自己送命。

    他要把握好这个度——说少了不算配合，说多了不安全。

    他知道规矩。如果他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清楚，如果他主动供出那些上面的人，能不能算立功？

    能不能减轻罪名？纪委这边做不了主，量刑是检察院和法院的事。

    但如果他能争取到“主动交代”“检举揭发”这几条，落到判决书上，就是实打实的减刑条件。

    他在犹豫的不是要不要开口，而是——他该拿多少东西出来。拿出来的东西少了，不算立功。拿出来的东西多了，把自己也搭进去了。

    那些年他在冷江办过的事，哪一件经得起细查？哪一件跟他周志国没有关系？

    他必须挑那些既能证明自己配合态度、又不会把自己牵连太深的事来说。这不是一个法律问题，是一个生存问题。

    他抬起头，目光落在吴纪检脸上，问了一句。

    “吴书记，如果我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全部交代清楚，能不能算……减轻？”

    他问得很慢，每个字都像是在心里过了好几遍才放出来。他知道自己在问什么——他在问“我能不能用知道的事换一条活路”。

    这个问题在审讯室里被问过无数次，但每一次被问出来的时候，问的人的状态都不一样。

    有的人是用这句话来做最后的挣扎，有的人是真的准备交代了。周志国属于后者，但他交代的内容会有选择性。

    吴纪检看着他，没有说话，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落在实处：“周志国同志，如果你说的是真实的情况，我们党的一贯政策你是知道的——主动交代，可以从宽处理。

    至于能不能减轻、减轻多少，那要看你说的是不是实话，看你交代的事情有没有价值。”

    他没有说“能”，也没有说“不能”。他说的是“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

    这句话没有承诺具体的结果，但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如果你有东西，现在就是拿出来的时候。

    在纪委的谈话室里，这种回应已经是周志国能期待的最好的答案了。

    周志国没有马上接话。他知道那家公司。

    有一次邓老虎让他帮忙处理一份合同，他去邓老虎的办公室取文件，桌上摊着一份注册材料。

    恒通贸易，法人那一栏写着一个他熟悉的名字——刘振国家属的名字。他当时没有问，也没有提，把文件拿了就走了。

    但他记住了那个名字，不是因为他当时就觉得有用，是因为那个名字太显眼了。

    刘振国的家属为什么会在邓老虎的公司注册材料上出现？他当时没有深想，或者说，他不想深想。

    有些事情知道得越少越安全，这是他在韩明的体系里学会的第一条生存法则。

    “有一家叫恒通贸易的公司，名义上是做矿产品生意的，实际上是邓老虎的物流公司在走账，账目走完之后，钱会转到另外的账户上。”

    “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