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经过一个村庄，能看到墙上刷着标语——“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少生优生，幸福一生”，白灰字，有的还描了红边。

    肖大姐坐在后排，手里攥着蛇皮袋的带子，攥了一路，指节泛白，但一直没松过。

    上午十点，车子驶入长沙市区。九六年的长沙，和冷江是两重天。街上已经有了出租车，黄面的和红色夏利混着跑。

    公交车的车身上喷着广告。街边的店铺放着流行歌曲，任贤齐的《心太软》，声音从劣质音箱里传出来，带着杂音。

    中南大学的校门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安静。门柱上挂着白底黑字的校名牌，门卫室是一个红砖小平房，窗户上贴着“来访登记”四个字。

    校园里的梧桐树都落了叶，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白色的天空。偶尔有一两个学生骑着自行车经过，车铃声在安静的校园里格外清脆。

    行政楼是一栋灰色的四层建筑，楼前的空地上种着几棵梧桐树，树叶已经落尽了，光秃秃的枝丫在灰白色的天空里伸着。

    进门大厅的水磨石地面被踩得发亮，中间铺了一条红地毯，年头久了，红色已经变成了暗褐色。

    墙上的公告栏里贴着各种通知，有考试的，有会议的，有后勤的，纸张新旧不一，边角被图钉钉得起了皱。

    三楼，学籍科。门虚掩着，里面传来翻纸的声音。程立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声“进来”。

    钱科长坐在办公桌后面，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毛衣，正低头翻看一份文件。手边放着一杯热茶，杯口冒着白汽。

    她抬起头来，目光先落在程立身上，又移到他身后看了一眼，然后重新落回程立身上。

    “你们有什么事？”她低下头继续翻文件。

    程立把来意说了一遍。

    谢小为是中南大学九四级的学生，大二上学期因为被冤枉入狱而被迫休学，现在法院已经改判无罪，他想申请恢复学籍。

    钱科长听完，没有马上回答。她把茶杯放下，手指在杯沿上停了一下，像是在组织措辞。然后她开口了。

    “谢小为是吧？你的情况我听说过一些。但你的学籍在去年年底就已经注销了，走的是正常程序。

    按校规，休学超过一年不办理复学手续的，自动注销学籍。这件事我做不了主，得等领导回来再说。”

    她的语气很平和，每个字都踩在规矩上，挑不出毛病。

    但程立听出来了，这语气里有一种熟练的推拒——不是针对谢小为个人，是针对每一个找上门来要求“特事特办”的人。

    她大概接待过很多类似的情况，每一个都声称自己有特殊情况，每一个都说自己是被冤枉的。

    她也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所以她把所有来的人都推到“等领导回来”这个环节上。时间久了，那些人自己就走了。

    “钱科长，法院的改判判决书和释放证明我们都带来了。他的案子是市里督办的，已经定性为冤案。”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压得很稳，“无罪，就是从头到尾都不该被抓、不该被关、不该被剥夺任何权利。”

    程立把判决书复印件放在桌上，推到钱科长面前。

    钱科长低头看了一眼，没有伸手去拿，目光在那页纸上停了两秒，然后抬起头来。

    “这个我看到了。但恢复学籍不是看了判决书就能办的事，需要经过学院审核、教务处审批、主管校长签字，有一套完整的流程。

    现在马上就要放寒假了，领导们都在外面开会，你把这些材料留在这里，开学以后我帮你递上去，到时候会有人通知你们。”

    程立看着她的眼睛。她的回答很完整，每一个环节都说得清清楚楚。

    “开学以后再说”，程立太熟悉这句话了。官场里最好用的推脱，就是用时间代替拒绝。

    开学以后还有开学以后的事，材料会一直压在某一个抽屉的底下，等到下个学期、下下个学期，等到你自己都忘了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