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九，冷江的天灰蒙蒙的，风比昨天小了些，但寒意还在。

    不是隆冬那种刀割似的冷，而是年关将近时那种潮乎乎、黏答答的冷，从地底下往上返，顺着裤腿往里钻。

    矿区方向偶尔传来一两声闷响，分不清是放炮还是哪个顽皮孩子提前点了鞭炮。

    程立起了个大早，把表彰大会的证书和铜牌仔细收好，放在行李袋最底层，又检查了一遍门窗水电，才拎着包下了楼。

    楼道里很安静，同事们都回家过年去了。水泥楼梯被无数双脚磨得发亮，扶手是铁管的，焊接口有些生锈，摸上去冰手。

    他的皮鞋踩在台阶上，声音空空地在楼道里回荡。

    车子是昨天就加满油的，挡风玻璃上的薄霜已经化了，露水顺着引擎盖往下淌，在水泥地面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

    他发动车子，没有直接上省道，先绕了一下路，从公安局门口过。

    门卫老张头站在值班室门口，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正慢悠悠地喝着什么。

    看见程立的车，他放下搪瓷缸，冲车点了点头。

    程立隔着车窗也点了一下头，摇下车窗。“老张，过年值几天？”

    “初一到初三。”老张头咧嘴笑，“程书记您放心回去过年，局里我看着，少不了一根针。”

    “家里年货备了吗？”

    “备了。局里发的带鱼和大米，老伴说今年不用买年货了。”

    程立点了点头，挂上挡，车子拐上了出城的路。

    从冷江到凌水，一二百公里。路况比几个月前好了些，中间有几段新铺了柏油，车轮碾过的时候声音都不一样了。

    他开得不快，车窗留了一条缝，让冷风灌进来，把车里的暖气调到刚好不冷也不热的温度。

    收音机里放的是本地台的早间新闻，播音员用带着湘南口音的普通话念着春节期间的天气和交通提示。

    过新化之后，路两边的山开始变得高耸和密集起来，也熟悉起来。那些山的轮廓他在青山镇看了三年，每一道褶皱都刻在记忆里。

    路边的村庄也渐渐有了青山镇的味道——

    屋檐下挂着腊肉和香肠，被松柏枝熏得黑红发亮，油脂在阳光下泛着琥珀色的光泽。

    院门口贴着对联，有的是手写的，有的印刷的，金色的字在冬日的阳光下闪闪发亮。

    几个穿着新棉袄的小孩在路边追逐，棉袄的袖子偏长，大概是为了明年还能穿。

    手里攥着摔炮，时不时往地上甩一颗，“啪”的一声炸开，清脆得像掰断了一根干柴。

    有个小孩摔得太近了，摔炮在车轮边上炸响。程立轻轻踩了一脚刹车，没按喇叭，等小孩嘻嘻哈哈地跑远了才继续往前开。

    上午十点半左右，车子驶入凌水县城。县城的变化不大，主街两边的店铺比几年前多了一些，但格局还是那个格局。

    程立把车停在县委大院门口。门卫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姓周，认识程立的车——

    以前程立在青山镇当党委书记的时候，经常来县里开会，每次都是这辆。

    老周从传达室的窗户里探出头看了一眼，又缩回去，铁栅栏门吱吱呀呀地往两边滑开。

    院子里停着几辆公务车，楼前的冬青修剪得整整齐齐，台阶上铺着防滑的红地毯，是元旦那天换的，到现在还没撤。

    他拎着包上了三楼。走廊里很安静，水磨石地面刚拖过，还泛着一层薄薄的水光。

    墙上挂着几块宣传板——“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团结奋进”，黑底红字，仿宋体，是那种每个县委大楼都有的标配。

    几个办公室的门开着，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翻文件，偶尔传来针式打印机吱吱嘎嘎的声响，那声音像是指甲划过黑板，却莫名地让人安心。

    走到走廊尽头的办公室门口，门虚掩着，里面传来柳絮和另一个人说话的声音。

    她的声音很平稳，带着一种不紧不慢的节奏，另一个人是男声，语速很快，像是在解释什么。

    他敲了两下门，里面的说话声停住了。然后是柳絮的声音：“请进。”

    程立推门进去。柳絮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穿着一件米白色的高领毛衣，外面套着深灰色的羊毛开衫，袖口微微卷起，露出手腕上那块梅花表。

    头发扎成低马尾，用一根深蓝色的发圈束着，鬓角有几根碎发垂下来。

    整个人比上次见面时又利落了一些，眉眼之间多了一种沉稳的干练——是那种坐在领导岗位上磨出来的气质，不是刻意端出来的。

    她对面的椅子上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穿着一件深蓝色夹克，手里拿着一个打开的文件夹，看衣着应该是哪个局的负责人。

    柳絮看见程立，手里的笔顿了一下，然后不露痕迹地放下来。“你先坐一下，我这边马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