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边角被反复折过又展开，留下细密的折痕。

    “嫂子，我写的。”

    她的声音很轻，像是怕被风刮走，“上学期语文老师让我们写一篇作文，题目叫《我的理想》。

    班里的同学写的都是想当科学家、想当老师、想当医生。我写的是……我想当个像你一样的人。”

    柳絮接过去，没有当场打开，用手抚平边角，放进了大衣内侧的口袋里。“我会好好看的，看完给你写信。”

    程芳站在那里，眼眶有点红，但忍住了没有掉下来。

    她已经不是那个会抱着哥哥哭的小丫头了。她学会了把眼泪含在眼眶里，等没人的时候再让它掉下来。

    程母站在院门口，手里攥着一块旧抹布。抹布是白的，但已经洗不白了，上面有油渍、酱渍、洗了无数遍之后留下的灰黄色的痕迹。

    她看着院子里的汽车，车上载着她备好的东西，载着她的儿子、儿媳，唯独那两个小孙儿不在车上——他们在北京，在千里之外等着。

    程父站在她身后半步的位置，手里端着搪瓷缸，没有说话。

    “走吧。”程立说。他最后一次抬起手，朝身后的两个人挥了一下，然后上了车。

    车子拐过巷口的时候，阳光正好从东边的山脊线后面漫过来，把整座村庄镀上一层淡金色的边。

    程立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那棵老樟树的轮廓在晨光里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和村庄的炊烟融在一起。

    柳絮坐在副驾驶，手里攥着那张叠好的纸，没有打开。她把视线从窗外收回来，落在那张纸上。

    “刚才上车的时候，我往后看了一眼，妈还站在原地，围裙在风里飘着。”

    程立说。柳絮把手伸过来，覆在他握着方向盘的手背上：“她就是这样，每次都要送到看不见为止。

    以前我读大学的时候是这样，后来去青山镇也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从溆浦到长沙，二百七十多公里。九六年的省道，两车道，路面是柏油的。

    过年期间路上车不多，偶尔遇到一辆拖拉机，突突突地冒着黑烟，车斗里坐着一家老小，裹着棉被，大概是去走亲戚的。

    他开得不快，保持在五十到六十码之间，路两边的田野里已经有了春天的迹象，田埂上冒出浅浅的绿意。

    柳絮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她的侧脸在车窗透进来的光线里轮廓柔和，围巾的边角被风轻轻吹动。“这条路我们走了多少次了？”她忽然问。

    程立想都没想。“三次了！”

    中午十二点刚过，车子驶入长沙市区。路边的店铺大多关着门——大年初二，走亲戚的比开门做生意的多。

    但饭店还开着，门口贴着“春节不打烊”的红纸，里面稀稀落落地坐着几桌客人。

    程立放缓车速，跟着车流慢慢穿过城区，往东南方向的黄花机场开去。

    机场停车场不大，稀稀落落地停着十几辆车，有几辆挂着外地牌照，车身蒙着一层从乡下带来的灰。

    程立熄了火，在驾驶座上坐了片刻。柳絮解开安全带，看了他一眼：“到了。”

    程立点了点头，推开车门，冷风灌进来，裹着南方机场特有的那种清冽气息，和在湘西山村里闻到的潮湿的、混着柴火味的空气不一样——更加辽阔，也更加不确定。

    候机厅里人不少，大年初二，机场里跑的大多是两种人——

    一种是像他们这样赶着回另一个家过年的，一种是趁着春节假期出门做生意的。

    排队托运的队伍在慢慢移动，有人拎着编织袋，有人拖着带轮子的行李箱，还有人扛着装满土特产的蛇皮袋。

    程立排在队伍里，柳絮站在他旁边，手里拿着两人的证件和机票。机票是粉红色的，手写的，上面盖着民航总局的蓝色印章。

    “想孩子了？”柳絮问，声音不高，像是问一件已经知道答案的事。“嗯。”程立说。

    柳絮没有再问，只是把机票和证件换到一只手里，另一只手伸过来，轻轻握住了他的手。

    公共场合，她很少主动握他的手——不是不想，是不习惯在人多的地方表现亲密。

    另外，从小的教育告诉她，女人就是要端庄，要得体。但今天她握了，握得很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