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巷道深处传来的、永远不停的水滴声。

    让-皮埃尔的小组有五个人。他们彼此不说话，只是沉默地走向工作面的支道。说话消耗体力，而体力是这里唯一有价值的货币。

    第三支道确实在渗水。岩壁上凝结着水珠，不时滴落，在地面的煤灰上砸出小小的坑。

    支撑木看起来还算结实，但让-皮埃尔用手摸了摸，木头是湿的，已经开始发软。

    再往上，岩层有裂缝，很细，但煤灰正在从那里被水带出来，像黑色的血。

    “加固过了。”老约瑟夫说，他是小组里年纪最大的，五十八岁，在井下四十年，“但水太大了，我看这巷道撑不过下周。”

    “工头说只管挖煤。”让-皮埃尔说。

    “工头在地面上，穿着大衣，烤着火，他当然这么说。”

    但他们还是开始工作。铁镐举起，落下，煤块崩裂，滚落。

    十四年前他第一次下井时，父亲还活着

    父亲手把手教他怎么站立，怎么挥镐，怎么听岩石的声音判断哪里是煤层哪里是岩层。

    “煤是黑色的血，”父亲那时说，“我们的血是红色的，流出来，变成煤，然后烧掉，温暖别人的家。”

    现在父亲死了，煤还是黑色的，别人的家还是温暖的，而让-皮埃尔的家是冷的。

    中午，他们坐在地上吃饭。

    面包是冷的，硬得像石头，就着水壶里的凉水咽下去。

    老约瑟夫从怀里掏出半截皱巴巴的香肠，用生锈的小刀切成五段，分给每个人。这是难得的奢侈。

    “听说了吗？”小组里最年轻的安德烈突然说，他二十二岁，话多，还没被矿井完全磨掉说话的欲望，“议会又打起来了。”

    “哪天不打？”另一个人嘟囔。

    “这次不一样。左派说右派违宪，右派说左派违宪。议会停摆了。新国王保罗森二世好像什么都做不了。”

    保罗森一世去年遇刺的消息传来时，整个矿区沉默了片刻，然后继续挖煤。国王对矿工来说太遥远了，就像布鲁塞尔议会里那些穿着西装的人一样遥远。

    他们争吵，制定法律，决定税率，决定矿山属于谁，决定煤卖多少钱，决定矿工该拿多少工资，但那些决定似乎永远到不了井下三百米的地方。

    “所以呢？”

    “所以……可能会有事发生。我在城里听说，有些人在聚集。右派的。他们说法国人愿意帮忙。”

    “法国人？”有人嗤笑，“法国人只会帮他们自己。”

    “但这次不一样。”安德烈坚持，“他们说，护国主，就是法国的那个戴鲁莱德，他愿意支持我们。只要我们……做出改变。”

    “什么改变？”

    安德烈没有回答。让-皮埃尔也没有问。他吃完面包，喝掉最后一口水，站起来，拿起铁镐。

    改变。

    这个词他听过太多遍了。

    社会党说改变，自由党说改变，国王登基时也说改变。

    但地下三百米的巷道还是湿的，渗着水，支撑木在变软，而地上的工头还是一直在说我只看产量

    改变永远不会到井下来。

    晚上让-皮埃尔回到家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所谓的家是矿工聚居区里的一栋排屋，墙壁薄得能听见隔壁夫妻吵架。

    屋里很冷，炉子里的煤只够维持一点微弱的温度，不至于让水管冻裂。

    母亲在床上咳嗽。让-皮埃尔走过去，摸了摸她的额头，烫的

    他转身，看见桌上放着一小包药，是玛丽买的。

    药旁边有几个硬币，也是玛丽留下的。足够买明天的面包和一点土豆。

    玛丽不在家。弟弟路易也不在。

    让-皮埃尔在炉子前坐下，看着那点微弱的红光。他想生火，但煤筐是空的。

    上个月的工资扣了百分之十，这个月还会再扣。家里的积蓄在去年冬天就用光了。

    玛丽的“工作”挣来的钱勉强维持着这个家，像一根细线吊着悬崖上的人。

    窗外传来声音。是人群的喧哗，让-皮埃尔本来不想理会，他太累了，肌肉酸痛，肺里还残留着煤尘，每呼吸一次都很难受

    但声音越来越大，还夹杂着口号声。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

    窗外的喧哗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

    不再是模糊的嗡嗡声，而是清晰的口号

    “改变！改变！改变！”

    “兄弟！未来！”

    让-皮埃尔靠在窗玻璃上，看着外面街道的景象。

    人比他想象的多。不是几十个，是上百个，也许更多，从狭窄的街道两端涌来。他们举着火把，跳跃的火焰在冬夜的寒风中摇曳，将一张张面孔映照得忽明忽暗。

    那些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