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周文斌32岁，是市局法医室最年轻的法医师，技术精湛，前途无量。他参加了1997年的省厅培训，拿到了优秀学员。棉纺厂分尸案发生后，他是首批参与尸检的法医之一，做出了“凶手具备一定解剖知识”的关键判断。

    而卷宗里没有记录的是：周文斌的左手，在1996年的一次车祸中受伤，留下残疾，平时总揣在口袋里。

    “周文斌……”苏见青翻出当年的调查记录，“当年对他的询问笔录只有半页纸，问了三句话就排除了。理由是案发时他有不在场证明——在法医室值班。”

    “谁证明的？”

    “法医室当时的值班记录，以及门卫的登记。”苏见青说，“但如果我们假设，他深夜离开过呢？”

    陆景行拿起那枚徽章。铜质的冰冷透过手套传来。

    “查周文斌现在在哪。”

    “他已经不在公安系统了。”夏柠调出人事档案，“2001年，周文斌辞职下海，开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现在是‘文斌医疗集团’的董事长，市政协委员，著名企业家。”

    屏幕上出现周文斌的照片：五十多岁，西装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笑容温和。左手自然地放在身前，但仔细看能发现，那只手的手指微微蜷曲，不太灵活。

    “联系技侦，对周文斌进行秘密侦查。”陆景行站起身，“重点查他1998年的行踪、与王德贵的关系、以及最近三个月的资金往来。”

    “那王德贵呢？”赵大勇问。

    “控制起来，但别打草惊蛇。”陆景行看向窗外，天已经蒙蒙亮了，“这场戏，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