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赵警官？”老太太眯着眼看了半天，终于认出来，“哎呀，这么多年了……”

    “刘婶，是我，大勇。”赵大勇声音放得很柔和，递上一袋路上买的水果，“来看看您，顺便想再问问，关于李建，李大哥的事儿。”

    刘婶是李建妻子的姐姐，当年也住在供销社附近。李建的妻子已于五年前病逝，无子女。

    提起妹夫，刘婶叹了口气，把赵大勇让进屋。“李建是个老实人……命苦啊。那事儿之后，我妹子眼泪都快流干了。”

    赵大勇耐心地听着，等老人情绪平复些，才问道：“刘婶，您还记得李建哥出事前，有没有提过什么特别的人？或者有没有什么人，让他觉得烦心、为难的？”

    刘婶皱着眉想了很久，慢慢说道：“李建是个闷葫芦，有事不爱跟家里说。不过……好像有那么一阵子，他回家总皱着眉。我问过，他只说‘有个半大小子，总来赊烟，脸皮忒厚’。我问是谁，他又不说，只说‘算了，孩子家里也挺难’。”

    半大小子！赊烟！

    赵大勇精神一振：“大概什么时候的事？那孩子长什么样，您有印象吗？”

    “就是出事前那个秋天吧……模样记不清了，好像挺瘦，黑乎乎的，不爱说话，来了就站柜台边上看。”刘婶努力回忆着，“好像……听李建提过一嘴，说是后面红卫村那边的孩子？我不确定。”

    红卫村？

    赵大勇又走访了几家当年的老住户，有的已经搬走，有的记忆模糊。但综合起来，确实勾勒出一个模糊的形象：一个瘦小的、可能来自红卫村或附近村子的少年或青年，在案发前一段时间，时常在供销社附近徘徊或赊欠小额商品。

    傍晚，攻坚队办公室。

    团队成员再次聚拢，交流各自的发现。

    苏见青汇报了鞋印上可疑的细微编织物压痕，以及漆片成分分析正在进行中。

    陈默提供了王德发及其家庭的线索，特别是时间点和“赊账”背景。

    林小星分享了邻省1998年类似未破案件的信息，提出串并可能性。

    赵大勇则用他的走访，印证了“半大小子赊账”的说法，并将范围初步指向红卫村。

    线索开始交织，指向一个明确的方向：红卫村，1995年10月突然举家外出失联的17岁少年，王德发。

    “王德发……”陆景行用笔在白板上写下这个名字，并在下面划了两道线，“身高体型？”

    陈默翻看户籍底档的附注：“1978年生，案发时17岁。1994年登记身高大约1米62，偏瘦。穿38码鞋……有可能。”

    “家庭困难，常赊账，符合‘让李建为难’的描述。”赵大勇补充。

    “时间点高度吻合：全家10月外出，11月3日案发。如果是他，动机可能是弄钱，也可能是在最后一次赊账被拒后心生怨恨。”陆景行分析道，“如果真是他，作案后全家失联，就有了逃避侦查的条件。”

    “但如果是他，一个17岁的少年，能否独自完成如此冷静（下雨天选择、撬保险柜）又残忍的作案？”温晚提出质疑，“而且，1998年邻省的案子如果有关联，那时他也才20岁，是否可能连续流窜作案？”

    “少年犯罪有时更不计后果。至于1998年的案子，需要更多证据才能串并。”陆景行看向林小星，“小星，重点查王德发一家‘外出务工’后的轨迹。那个年代，外出打工通常需要介绍信、暂住证，或者至少会在老家有通信地址。查一切可能的记录，包括他们可能投奔的亲戚。陈老师，您再仔细看看红卫村和王家相关的所有旧档案，看看有没有照片，或者更详细的社会关系记录。”

    “苏见青，微量物证继续深入，特别是尝试从当年可能残留的、未被重视的物证上寻找生物检材。温晚，你协助，看能否从当年保存的、与死者或现场可能有关的物品上尝试DNA提取，哪怕希望再小。”

    “赵大勇，你继续深入红卫村，找还留在村里的老人，尤其是当年和王家相熟、或者了解王家外出情况的。务必问清楚，王家到底去了哪里，外出前有没有异常，王德发本人性格如何，有没有暴力倾向或者偷摸行为。”

    陆景行布置完任务，目光扫过所有人：“这个王德发，是目前最可疑的线索。但一切都要靠证据说话。三十一年了，我们要找的，可能不止是一个凶手，更是一个消失在时光里的人生轨迹。散会，抓紧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