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多涅没有说话。

    她夹了一块火腿，放进嘴里，嚼了两下。

    火腿是咸的，带着烟熏的味道，和刚才那个甜的小东西完全不一样。

    她嚼得很慢，像是在品味什么，又像是在消化什么别的东西。

    那些话还在继续。

    红马甲的男人又说了什么，灰外套的男人又笑了。

    他们的声音不大，在这个充满音乐和笑声的宴会厅里，只是一小撮被人群和烛光淹没的噪音。

    但桑多涅的耳朵把它们从所有的声音里捞了出来，一字一句地塞进她脑子里。

    她想起码头区那些工人。

    天不亮就出门，天黑透了才回来，衣服上全是汗水的味道，手指粗得像萝卜，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污垢。

    那些蹲在巷子里啃黑面包的人，那些抱着孩子在寒风里排队领救济粥的人，那些被机器绞断了手指、被工厂主一脚踢开的人。

    她想起自己之前，也是这样一个人，蹲在廉价公寓里，数着剩下的铜板，晚上冻得缩成一团，听着窗外的风声，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撑过去。

    如果那时候有人告诉她——你可以罢工，你可以集会，你可以争取你的权利。

    她会去吗？她不知道。

    也许不会。

    那时候她只想活着。

    现在也是。

    但活着和活着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活着，是站在宴会厅里端着酒杯，说工人“不知好歹”。

    有些人活着，是蹲在巷子里啃黑面包，觉得自己能活过今天就已经是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