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婧怡从衣香阁出来，在路边的公共洗手间里洗了把脸，把被汗浸透的刘海拨到一边，对着镜子里眼眶通红、衬衫皱巴巴的自己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深吸一口气，推门走了出去。

    她沿着街边往回走，路过一家大排档的时候，脚步忽然停了下来。

    门口支着几张折叠桌，坐满了光着膀子划拳的客人，炒菜的油烟从后厨的排风扇里呼呼地往外冒，空气里全是辣椒和孜然的味道。玻璃门上贴着一张红纸，上面用记号笔写着四个歪歪扭扭的大字：招洗碗工。

    苏婧怡在门口站了两秒，推门走了进去。

    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光头男人，正坐在收银台后面噼里啪啦地按计算器。他抬头打量了苏婧怡一眼——脸上还带着没擦干净的淡妆，脚上踩着一双虽然旧但明显不是干活穿的皮鞋。他皱了皱眉，语气里带着明显的不信任：“洗碗工，你能干得了？”

    “能。”苏婧怡回答得很快，像是怕说慢了对方就会反悔，“我能干。”

    老板又看了她两眼，大概是实在缺人，也没再多问，只是摆了摆手：“那你明天来试试吧。先说好，要是干了一天就跑了，一分钱工资都没有。”

    “行。”

    第二天，苏婧怡来得很早。她把头发扎成一个利落的马尾，换上了从夜市地摊上花十块钱买的灰色T恤和黑色运动裤，脚上是一双同样便宜的平底布鞋。

    洗碗间在后厨的最里面，没有窗户，只有一台嗡嗡响的排气扇。水池里的碗碟堆得像小山一样高，油渍和食物残渣混在一起，散发出令人反胃的气味。苏婧怡戴上橡胶手套，拧开热水龙头，低头就开始洗。

    水是烫的，洗碗池里的蒸汽扑在脸上混着油烟的呛味，熏得人睁不开眼。她弯着腰，一个一个地刷，刷干净了摞在旁边，再换下一筐。第一天下来，她的手指被热水泡得发白起皱，腰酸得直不起来，胳膊抬到一半就开始发抖。

    但她第二天还是来了。

    她埋头洗了三天的碗，没有一句抱怨，洗好的碗碟码得整整齐齐，连水池边上的油渍都擦得干干净净。老板中途来看了两次，没说什么，但第三天下午结算工资的时候，多给了她二十块钱，说是“饭补”。

    也没有人再来找她的麻烦。

    苏婧怡把二十块钱折好收进口袋，忽然就明白了。钟丽雅和姜怀逸要的不是她活不下去，而是看着她被按在泥潭里挣扎的样子。衣香阁那份工作是钟丽雅故意安排的，就是为了亲手把她按进水里。但她从衣香阁辞职，转头钻进更脏更累的洗碗间，每天泡在油腻的洗碗水里，拿着勉强糊口的工钱，钟丽雅反而懒得再管她。

    在钟丽雅眼里，苏婧怡已经跌得够低了。一个昔日的大小姐，蹲在大排档的后厨洗全林城最便宜的碗，这种事传出去，比什么报复都让她痛快。

    苏婧怡凑够了钱，把糖糖送进了离家最近的幼儿园。

    她也尝试过联系苏景延，虽然三哥没说，但是她也能猜到他们过得也很艰难。

    苏婧怡没有告诉三哥自己离婚的事。每次三哥问起姜家，她都含糊地搪塞过去，说挺好的，说怀逸最近忙。挂了电话之后她会在黑暗里坐很久，然后第二天一早照常去大排档洗碗。

    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地熬了过来。熬过了幼儿园三年，熬过了小学六年。出租屋墙上用铅笔划的身高线，从膝盖那么高一路蹿到了苏婧怡的肩膀。

    糖糖长大了。

    她终于明白妈妈为什么每天回来身上都是一股洗不掉的油烟味，为什么冬天的时候两只手裂得像老树皮，为什么明明有着名牌大学的学历却甘愿蹲在大排档的后厨里洗全林城最便宜的碗。

    她问过妈妈为什么不找一份更好的工作，苏婧怡只是笑了笑，说“这里挺好的，老板娘人好，还管饭”。

    直到那天放学，她没有直接回家，绕路去了妈妈上班的那家大排档。

    她站在巷口的电线杆后面，看见钟丽雅从一辆白色豪车上下来，一身珠光宝气，捂着鼻子走进那条油腻腻的巷子。

    她站在洗碗间的门口，居高临下地看着蹲在地上刷碗的苏婧怡，笑着说了几句话。

    糖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冲动的孩子，她攥紧了书包带子，指甲嵌进掌心，安静地站在电线杆后面，把钟丽雅的脸和那辆车的车牌号看了一遍又一遍。

    然后在那辆豪车发动之前，转身离开了巷口。

    她开始有意无意地跟班上的同学打听钟丽雅的事情。

    钟丽雅是当红歌手，电视上隔三差五就能看到她的脸，班上很多同学都喜欢她，谈论起来如数家珍。

    糖糖不动声色地听着，把那些零零碎碎的信息拼在一起。

    钟丽雅最近出了新专辑，下个月要在魔都开演唱会，她和同公司的另一个女歌手闹得很僵，对方的粉丝和她的粉丝三天两头在网上对骂。听说那个女歌手本来要拿的一个代言被钟丽雅抢了，两家经纪人撕得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