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降临时，平安城里开始烧东西。

    第一道浓烟从司令部后院的空地上升起来，黑沉沉的烟柱在暮色中直直地往上蹿，因为没有风，烟柱升到半空中才慢慢散开，像一朵脏兮兮的蘑菇云。司令部通讯班的几个鬼子兵把成捆的文件和密码本从档案室里抱出来扔进火堆里，纸张在火焰中卷曲、发黑、化成灰烬，带着墨迹的碎片被热气流裹挟着飘到半空中，又纷纷扬扬地落在司令部的屋顶上和院子里。一个通讯兵把最后一批密码本扔进火堆时犹豫了一下——那本红色封面的密码本是去年秋天刚从太原领来的新版本，还没用完就要烧了。他翻开密码本的最后一页看了一眼，然后合上扔进了火里。

    院子另一头，辎重兵们正在用铁锤砸电台。不是一台，是五台——司令部的指挥电台、备用电台、情报课的监听电台，还有两台便携式野战电台。铁锤砸在电台的铁壳上咣咣作响，真空管碎裂时发出尖锐的噼啪声，像踩碎了一只玻璃杯。砸碎的零件被扫进麻袋里，麻袋口扎紧之后扔上大车，准备拉到北门外的城墙根下埋掉。不能留给八路军任何能用的通讯设备——这是筱冢在突围命令里亲笔加的一条。

    平安城四座城门内侧的空地上，鬼子兵正在往大车上搬东西。能带走的全带走——弹药箱、粮食袋、药品箱、汽油桶，每辆大车都堆得像座小山。带不走的东西分两类：有用的烧掉，没用的砸掉。城墙上的备用重机枪被拆下来装车，原本架在垛口上的轻机枪只留了几挺做突围前的火力掩护，其余的也拆了装车。辎重队的鬼子兵用粉笔在每辆大车上写编号和所属中队，字写得歪歪扭扭，因为手指冻得发僵。有个辎重兵在往大车上搬一箱山炮弹时脚底一滑，炮弹箱摔在地上，箱子裂开，黄澄澄的炮弹滚了一地。他跪在地上手忙脚乱地把炮弹捡起来，捡到最后一发时忽然停下了动作，盯着炮弹壳上印着的“昭和大阪造”字样发了好一会儿呆，不知道是在想家还是在想别的什么。

    军医院里，穿着白大褂的军医和卫生兵正在把伤员分类。轻伤员——能自己走路的，被编入第二梯队，每人发了一支步枪和两排子弹，步枪是刚从仓库里翻出来的库存货，枪托上还带着出厂时的防锈油。重伤员——断了腿的、腹部穿孔的、被烧成重伤的，被集中在医院一楼的两间大病房里。有个断了双腿的伤兵看到卫生兵进来发手榴弹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他接过手榴弹塞在枕头底下，面无表情地说了句什么。卫生兵没听清，弯腰凑近了问他说什么，伤兵重复了一遍：“给我妈写信。”卫生兵沉默了，从兜里掏出一截铅笔头和一张皱巴巴的处方笺放在他手边，转身走出病房时抬手擦了擦眼角。

    山本特工队的驻地里，气氛比医院更安静。安静的背后是极度的专注——残兵们把每支冲锋枪的枪机拆下来用煤油清洗了一遍，枪管内的膛线用通条裹着细棉布来回擦拭，擦到棉布上不再沾有任何火药残渣为止。消音器被一个一个拧下来，用细铁丝捅掉内部的积碳，再重新拧上去，螺纹上抹了一点点防松动的枪油。弹匣全部压满，软铅弹头在煤油灯下泛着幽暗的铅灰色光泽。塑性炸药被切成小方块，每块包上防潮油纸，插上定时引信，引信延时统一设定为半盏茶——够一个人跑出爆炸范围，但不够追兵冲过隘口。每个人的背包里除了弹药和炸药之外只装了一样私人物品：有人装的是一张家人的合照，有人装的是一串佛珠，有人装的是一小袋故乡的泥土。没有人说话，营房里只有金属碰撞的清脆声和油布摩擦的沙沙声。

    山本一个人坐在营房角落里擦他那把毛瑟手枪。手枪的烤蓝已经被磨掉了大半，露出了下面的钢本色，握把贴片上的防滑纹也被手指磨得光滑发亮。这把枪跟了他将近十年——从慕尼黑军校毕业时教官送的礼物，跟着他去过关东军，去过华北，去过太原，现在跟着他在平安城。他把枪机拆下来，用一小块浸了枪油的棉布仔细擦拭击针和弹簧，然后重新组装好，拉了一下套筒试了试动作。枪机复位的声音干脆利落，在安静的营房里显得格外清脆。他把枪插进腰间的枪套里，站起来环顾了一圈营房里的残兵们，说了一句话：“今夜突围，特工队殿后。殿后的意思所有人都清楚——主力走多远，我们就守多久。我不要求你们活着回来，我要求你们在倒下之前打出比活着的人更多的子弹。帝国军人死也要死在战场，不是死在医院的病床上。”

    与此同时，司令部通讯班的禁闭室里，田中坐在椅子上，双手依然被绑在身后。走廊里传来匆忙的脚步声和搬东西的碰撞声，他能听出外面正在为突围做最后的准备。禁闭室的门没有锁——山本走之前让卫兵把门锁打开了，因为突围的时候没人会记得来带一个被囚禁的军曹。田中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被绑得发麻的手腕，发现绳子没有被解开的迹象，他用肩膀撞开禁闭室的门走到走廊里，走廊里空荡荡的，所有能动的兵都在往城北集结。他顺着走廊走到通讯班的办公室，办公室里一片狼藉——抽屉被拉开了，文件散落一地，墙角堆着还没搬走的废纸和砸碎的电台零件。他在一个被翻倒的柜子后面找到了自己的大衣，用绑着的双手艰难地把大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