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坤甸的天还没亮。卡普阿斯河面上浮著薄雾，像一层惨白的裹尸布。酒店房间里，寺內正毅坐在黑暗中，手里捏著那份三小时前收到的绝密电报。

    电文很短，但每个字都像烧红的钉子：

    “內阁紧急决议：立即签约，不得再延。东京粮食储备仅余五日，大阪三日，长崎两日。全国各地骚乱累计死亡已达八十九人。若无和约恢復海运，一周內全国性暴动不可避免。此令为最终指令，不得违抗。天皇陛下已知悉並默认。”

    “八十九人……”寺內喃喃自语。这个数字在黑暗中飘浮，变成八十九张脸，八十九双飢饿的眼睛，八十九具倒在米店门前的尸体。

    他想起昨天深夜，山本权兵卫离开他房间时的背影。那位海军大臣的背依然挺直，但脚步虚浮，像喝醉了酒——其实他只是喝了三杯清酒，但绝望比酒精更醉人。

    “我会签字。”山本当时这样说，声音嘶哑得像砂纸摩擦，“但签完之后……我会辞去海军大臣职务。然后……然后找个地方，安静地结束。”

    寺內没有劝。他知道劝不住。对山本这样的人来说，在投降书上签字，比切腹更痛苦。因为切腹只痛一时，而签字之耻，会痛一辈子。

    只有东乡平八郎平静如常。老人甚至还有心情泡茶，用从樱花国带来的最后一点抹茶粉。

    “寺內君，”东乡当时说，茶香在房间里飘散，“记得日俄战爭后，我们在朴茨茅斯签和约吗？”

    “记得。那时候我们虽然贏了，但也被迫让步，国內舆论譁然，爆发了日比谷烧打事件。”

    “对。”东乡点头，“我当时在横须贺，听到消息时也很愤怒。觉得我们明明打贏了，为什么还要让步？为什么不能拿到更多？”

    他喝了口茶，继续说：“现在想来，那时候的愤怒，是因为我们以为自己很强。而现在……现在我们连愤怒的资格都没有了。因为知道自己弱，知道除了接受，別无选择。”

    寺內看著老人：“元帅您……不恨吗？”

    “恨谁？恨兰芳人打得漂亮？恨陈峰谈判强硬？还是恨我们自己无能？”东乡笑了，那笑容苍凉得像秋末的残菊，“要恨，也只能恨自己。恨我们花了四十年，只学会了西方的皮相，没学到精髓。恨我们把国家带上一条不归路，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窗外传来第一声鸟鸣。寺內从回忆中惊醒，天快亮了。

    他站起身，走到穿衣镜前，开始穿衣服。黑色西装，白色衬衫，深灰色领带——这是他特意为今天准备的，像是去参加葬礼。

    事实上，確实是葬礼。樱花帝国作为一个强国的葬礼。

    穿好衣服后，他从行李箱最底层取出一个紫檀木盒。打开，里面是一支毛笔——明治天蝗御赐的“玉毫”。这支笔他只在最重要文件上使用：组阁任命书、战爭动员令、国策决议……

    今天，要用它来签投降书。

    寺內拿起笔，手指摩挲著温润的笔桿。笔桿上刻著四个小字：“国运攸关”。

    他苦笑。国运，確实攸关。只不过是以他从未想过的方式。

    敲门声响起，很轻。

    “进来。”

    进来的是东乡平八郎。老人已经穿戴整齐，那身藏青色和服熨烫得一丝不苟，连褶皱都像是精心设计过的。

    “准备好了吗？”东乡问。

    寺內点头，把笔小心地放回盒子：“准备好了。山本君呢？”

    “在房间里写遗书。”东乡的语气很平静，“我劝过了，没用。他说等签约仪式结束，回到樱花国，递交辞呈后就会……了断。”

    寺內闭上眼睛。过了几秒，他睁开眼，眼中已是一片死寂的平静：“那至少……让他体面地签完字。”

    “会的。”东乡说，“山本君是真正的军人，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今天他会挺直腰板签字，像个海军大臣该有的样子。至於之后……那是他自己的选择。”

    两人沉默地站著。窗外的天色渐渐亮起来，薄雾开始散去，河对岸的坤甸新城显露出轮廓——高楼，码头，起重机，一切都崭新得刺眼。

    “有时候我在想，”寺內忽然说，“如果我们贏了会怎样。如果我们打贏了东海那一仗，现在坐在谈判桌另一边的就是陈峰。我们会提出什么条件？”

    “五亿赔款，割让婆罗洲，海军限制。”东乡不假思索，“可能更苛刻，因为我们的风格一向如此。”

    “是啊。”寺內苦笑，“所以我们没什么可抱怨的。这就是世界的规则，贏家通吃，输家全赔。我们以前是贏家，现在成了输家。仅此而已。”

    东乡走到窗边，看著外面的城市：“但兰芳的贏法，和我们不一样。我们贏了就要把对方踩到泥里，他们贏了……还给对方留条活路。虽然这活路很窄，很难走，但至少是活路。”

    他转过身：“寺內君，这就是区別。我们学西方只学了弱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