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屋顶很低，陈清泉一米七五的个子，感觉抬手就能摸到房梁。

    空气里有股复杂的味道：煤烟味、中药味、还有一股淡淡的、难以言说的沉闷气息。

    “陈院长，您……您怎么……”老杨手足无措，想拉椅子给陈清泉坐，又发现椅子上有灰，赶紧用袖子擦了擦，“您坐，您坐。”

    陈清泉把牛奶和油放在墙角，在老杨擦过的椅子上坐下。椅子腿有点晃，他调整了一下坐姿。

    “杨叔，你也坐。”陈清泉说。

    老杨没坐，就那么站着，双手在衣角上搓着，眼神里满是惶恐和不安。

    一个法院副院长突然出现在他家，这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过去一年里，他为了儿子的事跑过无数部门，见过最底层的小办事员，人家都爱搭不理。

    现在，一个副院长亲自上门，还这副打扮？

    “陈院长，是不是……是不是我昨天在郑检家门口说的那些话，惹麻烦了？”老杨的声音发紧，“我那就是发发牢骚，我没别的意思，我……”

    “不是。”陈清泉打断他，语气平静，“我昨天来过这里，听到你说你儿子的事。今天来，是想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老杨愣住了。

    他盯着陈清泉看了足足半分钟，脸上的表情从惶恐变成困惑，再变成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

    “陈院长，您……您不是在开玩笑吧？”老杨的声音很轻，轻得几乎听不见，“我儿子那事，都一年多了，劳动局、信访办、工会……我都跑遍了，没用。机床厂都倒闭了，现在是大路集团接手，人家说以前的账他们不管……”

    “材料还在吗？”陈清泉问。

    “在，在。”老杨转身，颤巍巍地走到里间布帘前，犹豫了一下，“陈院长，里面……里面乱，我儿子也在……”

    “没事，我看看。”

    老杨掀开布帘。

    里间的景象让陈清泉的心脏狠狠抽了一下。

    靠墙摆着一张木板床，床上躺着一个人。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应该就是老杨的儿子，但此刻已经完全看不出年轻人的样子——脸颊凹陷，眼窝深陷，皮肤是一种不健康的苍白。他身上盖着床旧被子，被面洗得发白，有几个补丁。

    最触目惊心的是，他的脖子以下，身体以一种不自然的姿势僵直着，只有头能微微转动。

    床边摆着个凳子，上面放着碗筷、水杯、药瓶，还有一本翻得卷了边的旧杂志。

    小伙子听到动静，转过头来。他的眼睛很大，但眼神空洞，没有焦距，像蒙着一层灰。

    “小军，这是……这是陈院长，法院的领导。”老杨的声音有些哽咽，“领导来看你了。”

    小军的嘴唇动了动，发出几个含糊的音节，听不清在说什么。但陈清泉看到，他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很微弱，但确实存在。

    那是希望吗？还是更深的绝望？

    老杨走到床边，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破旧的纸箱，从里面翻出一个塑料袋。塑料袋里装着一沓厚厚的材料，纸张已经发黄，边缘卷曲。

    他捧着那袋材料，像捧着什么珍贵的东西，小心翼翼地走到陈清泉面前。

    “都在这儿了。”老杨说，“工伤认定书、医院诊断证明、医疗费单据、厂里的回复……能找的我都找了。”

    陈清泉接过塑料袋，取出里面的材料。

    第一份是《工伤事故认定申请表》，填写日期是2012年9月15日。申请人杨小军，事故时间2012年8月22日，事故地点：京州市第一机床厂第三车间。

    事故经过描述很简单：“在操作CW6163型车床时，工件脱落，击中腰部，导致脊椎损伤。”

    认定结果一栏，盖着红章：“经调查，事故系工人违规操作所致，不予认定为工伤。”

    陈清泉皱了皱眉，继续往下翻。

    医院诊断证明来自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断结果：T8-T10脊椎粉碎性骨折，脊髓完全性损伤，高位截瘫。建议后续治疗费用：每年约5-8万元。

    医疗费单据厚厚一沓，从2012年8月到2013年6月，总共十七万六千四百三十五元八角。有些单据上盖着“已自费”的章，有些还空着。

    再往下是机床厂出具的《情况说明》，措辞冰冷：“经厂安全生产委员会调查认定，杨小军同志未按操作规程作业，私自拆除安全防护装置，导致事故发生。

    厂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已垫付前期医疗费三万元，其余费用应由本人承担。”

    最后是一封手写的信，字迹工整但透着无力：“尊敬的各位领导：我叫杨建国，是京州市第一机床厂下岗职工。我儿子杨小军在工作中受重伤，现瘫痪在床。

    厂里不认定为工伤，拒绝赔偿。我老伴去世得早，就这一个儿子，现在每个月医药费都要好几千，我实在负担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