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经济状况、住房条件、主要矛盾……数据详实，表格清晰，甚至还有手绘的社区平面图，标注了重点楼栋和矛盾集中区域。

    中间部分是问题分析：拆迁补偿纠纷、老旧小区改造矛盾、邻里纠纷、物业费拖欠、老年人权益保障……每一类问题都有典型案例、法律分析、解决难点。

    最后是建议部分。

    沙瑞金的目光停在了某一页上。

    这一页讲的是“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矛盾解决路径探索”。文字密密麻麻，但在页边空白处，有人用红笔写了很多批注。批注的字迹工整有力，但有些连笔，看得出来写的时候思考很快。

    其中一段批注特别醒目：

    “……加装电梯矛盾的核心是利益平衡。低层住户担心采光、噪音、房价下跌，高层住户迫切需要改善出行。单纯的法律判决难以彻底化解矛盾。

    建议引入‘积分置换’模式：低层住户在同意加装电梯后，可享受物业费减免优惠（减免部分由高层住户分摊），同时在小区公共资源分配（如停车位、活动室使用）中获得优先权。通过经济补偿和权益置换，实现利益再平衡……”

    沙瑞金看了这段批注，又抬头看了陈清泉一眼。

    陈清泉的制服袖口上，别着一支红笔。笔帽有些旧了，但擦得很干净。

    “这些批注，”沙瑞金用手指点了点纸页，“是你写的？”

    陈清泉看了一眼，点点头：“是的，沙书记。这是我们调研时的一些初步想法，还不成熟，所以先批注在旁边，准备后续完善。”

    “积分置换……”沙瑞金重复了一遍这个概念，“有点意思。你们试过吗？”

    “正在试。”陈清泉指向服务中心，“七号楼的加装电梯纠纷，我们巡回法庭介入后，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在做工作。已经开了两次协调会，低层住户的态度有所松动。当然，具体方案还要和住户们一起商定。”

    沙瑞金合上报告，没有立刻评价，而是问：“这份报告，你们做了多久？”

    “实地调研三天，整理分析两天，撰写报告两天。”陈清泉回答得很具体，“前后一周时间。调研期间，我们走访了一百二十多户居民，开了八场座谈会，还和社区干部、物业公司、街道办都做了沟通。”

    “一周时间，能摸得这么细？”沙瑞金的语气里听不出是肯定还是质疑。

    陈清泉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沙书记，光明里社区的问题，其实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们法院这些年受理的很多信访案件，都来自这个社区。机床厂破产遗留问题、下岗职工安置问题、老旧小区改造问题……这些问题堆积了十几年，早就该有人系统梳理了。我们这次调研，不过是把散落的碎片拼起来而已。”

    他说得很平静，但话里的分量不轻。

    沙瑞金看着他，看了好几秒钟，然后问：“为什么是法院来做这个调研？这不应该是民政、住建或者街道的事情吗？”

    “严格来说，确实不是法院的主业。”陈清泉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但是沙书记，这些年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很多社会矛盾，最终都会以案件的形式涌到法院来。

    等到矛盾激化到要打官司的地步，往往已经很难化解了。

    司法不能总是坐堂问案，等着矛盾上门。有些时候，得往前站一步，主动去了解矛盾产生的根源，提前介入，提前疏导。”

    他顿了顿，看向服务中心里忙碌的杜东阳等人：“巡回法庭就是这个思路的尝试。把司法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在矛盾还没激化时就介入，用调解代替判决，用疏导代替压制。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效果如何，还要看实践。”

    这番话，陈清泉说得很诚恳。他的声音不高，语速平缓，没有慷慨激昂，就像在陈述一个事实。但正是这种平实，反而更有说服力。

    广场上很安静。

    围观的居民都看着这边，听着他们的对话。郑建国也站在人群里，手里还攥着那个文件袋，但脸上的表情复杂了许多。他看看陈清泉，又看看沙瑞金，嘴唇动了动，最终没说话。

    田国富在旁边听着，心里快速分析着。陈清泉的这番话，时机、内容、语气，都拿捏得恰到好处。

    既展示了工作，又没有表功的嫌疑；既提出了理念，又没有空谈的浮夸。尤其是最后那句“效果如何，还要看实践”，更是留了余地，显得务实。

    沙瑞金没说话，只是又翻开了那份报告，快速浏览了几页。

    他的目光在那些红笔批注上停留的时间最长，有时候还会用手指轻轻摩挲一下纸页，像是在感受那些字迹的力度。

    秋日的阳光斜照下来，把三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风吹过，卷起地上的落叶，打着旋儿飘向远处。

    良久，沙瑞金合上报告，把它装回文件袋，但没有立刻还给陈清泉。

    “这份报告，”他说，“我带回省委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