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开口。

    “老院长江安正同志，”他说，“病退报告昨天批了。”

    他的语气很轻描淡写。

    像在说今天中午食堂的红烧肉有点咸。

    陈清泉的心脏跳了一下。

    只是一下。

    他很快把它压住了。

    “江院长是累病的。”沙瑞金说。

    他顿了顿。

    “他在京州中院干了二十二年。”

    他又顿了顿。

    “二十二年，办了四千多件案子。”

    他顿了一下。

    “没有一件冤假错案。”

    他看着陈清泉。

    “这个记录，不容易。”

    陈清泉没说话。

    他知道江安正。

    那个瘦小的、永远穿旧制服的老头。

    开会的时候坐最后一排。

    讲话的时候声音很轻。

    批判决书的时候，逐字逐句改，连一个逗号用错了都不放过。

    他当副院长那几年，江安正从不找他谈话。

    不批评。

    也不表扬。

    就像没有他这个人。

    但有一次。

    那是他“学外语”事件之后第三个月。

    江安正路过他办公室门口。

    停下来。

    站在门口。

    看了他三秒。

    然后说：

    “陈清泉，那件案子，你判对了。”

    就走了。

    他到现在都不知道江安正说的是哪件案子。

    但他记住了那句话。

    记住了那个站在门口、背微微佝偻、说话声音很轻的老头。

    “江院长的病，”陈清泉说，“严重吗？”

    沙瑞金顿了一下。

    “胃癌。”他说。

    他顿了顿。

    “早期。”

    他又顿了顿。

    “手术后恢复得还行。”

    他顿了一下。

    “但他不想干了。”

    他看着陈清泉。

    “他说他这辈子，该办的案子办完了，该教的徒弟教出去了。”

    他顿了顿。

    “剩下的事，该年轻人干了。”

    陈清泉没说话。

    他想起上周去医院。

    江安正躺在病床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床头柜上放着一本翻烂的《民法通则》。

    他看见陈清泉进来。

    放下书。

    “你来了。”他说。

    陈清泉站在那里。

    不知道该说什么。

    江安正也没等他说话。

    他指着窗外。

    “那棵银杏，”他说，“我进法院那年种的。”

    他顿了顿。

    “那时候才这么高。”

    他比划了一下。

    到他腰的位置。

    “现在，”他说，“比六层楼还高了。”

    他笑了一下。

    “树比我争气。”

    陈清泉当时没接话。

    他站在病床边。

    看着窗外那棵银杏。

    叶子正黄着。

    风一吹，哗啦啦落一地。

    “江院长，”他说，“您好好养病。”

    江安正没回答。

    他把书翻开。

    继续看。

    陈清泉站了一会儿。

    转身走了。

    他走到门口。

    江安正忽然开口。

    “陈清泉。”

    他停下来。

    “那件案子，”江安正说，“你真的判对了。”

    陈清泉回过头。

    江安正没看他。

    他看着手里的书。

    “以后，”他说，“继续判对。”

    陈清泉站在门口。

    站了很久。

    “……好。”他说。

    他推门出去。

    那是他最后一次见江安正。

    “组织部正在考察接任人选。”沙瑞金说。

    他的声音把陈清泉从回忆里拉回来。

    “你——”

    他顿了一下。

    “好好干。”

    这三个字说得很轻。

    像随口嘱咐。

    像长辈对晚辈说“路上慢点”。

    但陈清泉知道，这不是随口嘱咐。

    这是递到他面前的一把刀。

    刀柄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