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往下。

    “五岁那场，难在眼神。那孩子不是在演苦，他是在炫耀糖。多了一块，就觉得自己赢了。他把糖举得很高，不是给镜头看，是给屋里的大人看。哭谁都会，得意不好演，因为他得真信。”

    旁边一名女记者低声说了句法语，像是“这个细节太狠了”，赶紧又记。

    刘勇还是照着那十行字往下走，一场一场拆，不往上拔，专挑人身上的东西说。

    说谁卡住了，谁过不去，谁拍完蹲在机器后面抽烟，谁眼圈红了却死活不承认。

    说到日惹，他停了一下。

    “有个印尼女孩映后跟我说，她以前一直以为那是国家的事，是报纸上的事，跟自己家没关系。后来她看到片子里有个人进门前先蹭鞋底，她一下愣住了。她说，我以为那是自己家的私事。”

    这句话一落，后排一个学生本来靠着椅背，慢慢坐正了。

    刘勇没等反应，接着往下。

    “釜山有个日本记者，Q&A结束以后没走。我路过时看见他在本子上写了一句。写的是，如果连镜头都不肯留下，人就会第二次消失。”

    这回，坐在左侧那排的文化政策顾问终于抬起头，开始认真记。

    四十分钟里，刘勇没有碰“正义”“和平”“和解”这些词。有人等着他拔高，他偏不。他只把十场戏讲回十个具体的人，讲回手、脚印、糖纸、鞋底和笔记本上的一句话。

    说完最后一场，他把纸放下。

    “我讲完了。”

    没人立刻鼓掌。

    那个沉默不是尴尬，更像一群人刚从别人的记忆里出来，脚还没踩稳。

    第二排，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教授慢慢站了起来。主持人想递话筒，老人先摆了下手，像是嫌那动作碍事。他手在抖，抖得很明显。

    “我研究欧洲二十世纪战争记忆，三十年。”

    他的英语口音很重，咬字却干净。

    “你刚才讲的每一场戏，我都在我的研究里见过对应的真人真事。”

    白野原本靠在椅背上，听到这里，整个人往前倾了半寸。

    老教授吸了口气，继续说：“欧洲人花了五十年，才学会把战争记忆拍成电影。你们只花了几十年。”

    这句话一出来，场里几个真正做历史研究的人，脸色都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