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房数据可以归档，这句话不行。”

    白野把这句话也记了下来。

    当天晚上，国际电影行业数据分析公司发布了当季独立电影市场报告的节选版。

    刘勇原本没注意，是法国发行商先把截图发给白野。

    报告里有一行字被标了黄色。

    该影片在没有大发行商支持、没有明星站台、没有广告投放的情况下，仅靠口碑实现了欧洲三国独立院线的盈利——这意味着其在更大市场中的潜在回报被严重低估。

    白野把这句话翻译完，朴尹慧在视频里当场拍桌。

    “这句话值钱。”

    刘勇问：“值多少？”

    “值一堆发行商半夜给我发邮件。”白野说。

    她话音刚落，邮箱右下角弹出第一封新邮件。

    伦敦。

    第二封。

    多伦多。

    第三封。

    墨尔本。

    第四封。

    马德里。

    朴尹慧直接笑了。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白野点开其中一封，扫了一眼。

    对方没有绕弯，开头就问北美之外的英语区版权是否仍可谈，是否有可供内部评估的院线表现数据包。

    “翻译给发行商听就是，”白野抬头看刘勇，“这还是一只没长大的动物，赶紧投。”

    王倩倩没忍住笑。

    刘勇也笑了，但很快又把目光收回到那份“观众自发行为记录”上。

    发行商的邮件会越来越多。

    报价会越来越高。

    市场会重新评估这部电影的价值。

    这些都重要。

    可他心里最清楚，真正让这部电影站稳脚跟的，不是那些迟来的商业判断，而是书店老板贴出去的纸条，是大学教授写进课程大纲的案例，是德国退伍军人协会那封措辞谨慎的邮件，是法国匿名用户给奶奶打出去的那通没接通的电话。

    数字不会撒谎。

    但数字也不会告诉你全部。

    刘勇把那份记录保存，给白野发了一条新任务。

    “以后每周做两份汇总。”

    白野问：“票房和口碑？”

    “不。”刘勇说，“一份给市场看，一份给我们自己看。”

    “我们自己看什么？”

    刘勇看向屏幕上的那条评论。

    “看这部片子到底走到了谁那里。”

    荷兰那所大学把刘勇电影列入课程的通知，是一份PDF文件。

    白野转发给刘勇的时候，文件名是“阿姆斯特丹大学_亚洲研究_2026秋季课程大纲”。

    刘勇打开看了，在“选读材料”那栏里看到了电影的名字，旁边标注着：跨国历史记忆的影像建构——案例分析。

    这行字没有票房数字刺激，也没有媒体标题显眼。

    可白野说，它比一场满座放映更难进。

    院线只要老板认为能卖票，门就能开。

    教室不一样。

    尤其是欧洲大学的教室。

    一部电影要被写进课程大纲，就不再只是被观看，而是要被讨论、被质疑、被拆解，甚至被拿来和不同立场的材料放在一起比较。它会面对的不只是观众，而是一群拿着笔、带着问题、随时准备反驳的学生。

    刘勇把PDF看完，问白野：“还有几所学校在问？”

    白野把邮件列表拉出来。

    “三所已经正式联系。一所法国，一所德国，一所比利时。都是亚洲研究或电影研究相关院系。”

    朴尹慧在视频里挑眉。

    “这是不是可以宣传？”

    白野摇头。

    “暂时不行。教育用途授权跟商业院线不一样，需要走学校内部流程。有些学校还要过教学内容审核委员会。”

    “审核委员会？”

    “对。”白野说，“里面不一定都是支持的人。历史、政治、国际关系、伦理、法务，什么观点都有。”

    刘勇点了点头。

    这才合理。

    他反而不希望这些学校毫无阻力地通过授权。太顺利的进入，往往只意味着对方把它当成一部普通的外国影片，放完、讨论、归档，然后结束。真正麻烦的是委员会愿意花时间争，愿意有人站出来反对，也愿意有人当场把反对意见拆开。

    只要争论发生在课堂门口，这部电影就已经不是路过。它开始变成一个需要被制度认真处理的问题。

    如果一部片子轻轻松松进教室，反而说明它没碰到真正有分量的地方。

    最先出结果的是法国那所大学。

    白野收到会议记录的时候，已经是深夜。她本来只准备扫一眼，结果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