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的大学，反而给了一段最有力的文字。

    他们写道：争议历史材料进入课堂，不应首先被视为风险，而应被视为训练学生辨认证据、叙述与权力关系的必要场域。

    刘勇看到这句时，说：“这段放前面。”

    白野点头。

    公开透明的历史电影市场验证数据集，很快成形。

    材料没有华丽封面，没有煽动性标题，只有数据、说明、来源、时间、限制、反例和补充说明。

    它不像宣传稿，更像一份摆到桌上的证据箱。

    附件最后一页，白野给刘勇留了一个签字位置。

    “要不要写一句？”

    刘勇想了一会儿，拿起笔。

    历史不是不对称的信息，是被选择性遗忘的记忆。

    把记忆还给该记住的人，不是制造争议，是恢复对称。

    白野看着这行字，没说话。

    她知道，这句话比任何指责都重。

    因为它没有跟伯尔尼争谁更专业。

    它直接把问题拉回根部。

    什么叫信息不对称？

    如果一段历史长期只有加害者、旁观者和权力机构的声音可以被看见，而幸存者和被压下去的家庭记忆无法进入公共空间，那真正的不对称到底在哪里？

    一部电影让被压住的人重新开口，不是制造不对称，是恢复对称。

    材料提交那天，刘勇没有开庆祝会。

    他在扉页上签名，不是作为导演，而是作为第一个公开全部数据的创作者。

    签完之后，他对白野说：“他们要在立法层面卡未来，我们就在数据层面给过去。”

    白野抬头。

    刘勇说：“未来他们能挡，过去他们改不了。”

    他把笔放下。

    “因为我们把每件事都记录了。”

    联合提交材料发出三天后，欧盟数字服务法执行机构的一位工作人员通过非正式渠道回复白野。

    回复很短，也很谨慎。

    委员会注意到了来自刘勇方的数据提交，并将同时参考双方提交的材料。

    朴尹慧看到这句话，第一反应是问：“这算赢吗？”

    白野摇头。

    “不是我们赢了。”

    她把邮件放大。

    “是我们的声音没有被消音。”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伯尔尼想把问题包装成只有他们那套专业框架能解释的公共政策议题。现在，同一个程序里，有了另一组数据，另一套证据，另一种解释。

    它不保证马上改变什么，但至少保证未来有人翻看程序记录时，不会只看到伯尔尼的说法。

    同一周，昭日艺能内部传出一个消息。

    公司将在下个月董事会上正式讨论“撤回针对特定国际电影项目的行业建议”。

    文件里没有明说刘勇电影。

    可那句特定国际电影项目，在昭日的文件体系里指的就是它。

    白野把消息转给刘勇时，没有多加评价。

    刘勇看完，也只是问：“确定会上会讨论？”

    “确定。”

    “能不能通过？”

    “不知道。”

    刘勇点点头。

    “不急。”

    朴尹慧在旁边都快急死了。

    “这还不急？他们如果撤回，岛国正式上映就彻底松了。”

    刘勇看向她。

    “所以更不能急。”

    他把欧盟提交材料、昭日董事会消息、流媒平台回头邮件，放进同一个时间轴里。

    伯尔尼退到立法，昭日准备撤回建议，流媒平台开始等版权。

    这些线看似分散，实际上指向同一个结果：对手开始从前线后撤。不是因为他们善良，是因为前线已经守不住。

    刘勇关掉文件，窗外的纽约夜色沉下来。

    他知道这场仗还没完。立法程序会很长，昭日董事会可能反复，岛国正式上映也一定会有新阻力。

    可局面已经变了。以前他们每走一步，都要证明自己没有错；现在，对手每退一步，都要解释为什么曾经挡。

    这就是差别。

    这天，刘勇没有在任何活动现场。

    他在斯德哥尔摩机场旁一家酒店的房间里。

    航班延误五个小时，窗外的雪一阵一阵落，跑道上的灯在灰白天色里排成一条冷冷的线。白野趁这个空档，把一份从第一天开始的时间轴发到了他手机上。

    时间轴的第一行写着——

    第一天：靖国神社门口，摆摊被赶。

    刘勇看到这一行时，手指停住。

    他原本以为白野发来的会是票房数据、影响地图，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