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家庭矛盾爆发，在激烈的争吵后，妻子带着儿子回了娘家，最终离婚。

    彻底孤身一人的江头刚之，终于决定申请生活保护（低保）。

    然而，他遭遇了日本社会福利体系中最令人绝望的环节之一“水际作战”（水降作戟）。

    前文已经说过了，这是日本地方县为了节约支出而采取的特殊手段，毕竟日本没有户籍制度，没有暂住证制度，而且理论上来说“租售同权”，因此不存在年轻人恶意进城打工和恶意返乡的问题，但是年轻人确实都跑到东京都城市圈、名古屋和京坂神工作去了，在那里交税，这些地方县市能收到的税越来越少，而地方要负担的老人和育儿开支越来越多。

    日本毕竟是地方各地自治自行民选知事和议员，不是中央集权制度，因此“水际作战”应运而生。这不是正式政策，而是一种基层福利事务所常用的、旨在减少申请人数的非正式手段：工作人员会以极其严苛、近乎羞辱的态度反复盘问申请者的财产细节、亲属关系、求职努力，提出各种难以完成的文档要求，并暗示“还有工作能力”、“应该靠家人”、“申请福利是耻辱”。江头刚之的请求一次次被驳回，一次次补充材料，一次次面对工作人员冰冷怀疑的目光和隐含的指责一“你一个大男人，有手有脚，怎么就活不下去了？”

    反反复复之中，他的尊严被彻底碾碎，亲戚疏远，朋友消失，社会联结断裂。

    五年前，他烧掉了所有身份证件，带着最后一点积蓄买的帐篷和睡袋，开始了真正的流浪，也就是所谓的“野宿型”流浪汉。

    日本有不少流浪汉，但这些所谓的流浪汉一般指的是住在网吧或者公园窝棚、纸箱，会打零工，一个月会去领13万日元低保，每天固定去救济所和许多公益福利机构领取食物的流浪汉。

    而江头刚之所谓的流浪，是从仙台到山形，沿着废弃的工厂和铁路线移动，象一片被工业化浪潮冲刷后搁浅在岸边的残骸的流浪。

    “我等是旧时代的残党，新时代没有载我们的船。”

    江头刚之并不在乎自己能否得到理解，也不在乎自己是否能够得到原谅，他只是很想很想，很想很想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他渴望让别人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不想带着这些屈辱和痛苦走进监狱。现场的警察听了之后都沉默了，尤其是58岁距离退休不久的山中里斯警部。

    他也是一个昭和老登，甚至他的收入是不如当初作为高级工人的江头高的。

    但现在他夫妻和睦，儿子女儿都已经成家，日子虽然过得不算很愉快但也勉强过得去，他一次次午夜梦回，总觉得自己这辈子就这样结束了？曾经梦想着打进甲子园打进米国大联盟成为下一个铃木一郎，结果最后只是一个普通的退休警部。

    当初的愿望实现了么？事到如今只好祭奠嘛？

    但是看着江头刚之，山中里斯警部突然觉得自己还算是中等结局了。

    上杉宗雪则是面容严肃。

    日本社会文化本来就是男性地位高女性地位低，然而随着战后欧美女权风气的传入和政治正确、上野千鹤子等人的大行其道，导致青年男性和中年男性实际上在接受巨大转移支付代价的同时，还要接受沉重的隐性压迫。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社会千禧年后男性一旦没有按照“标准流程”进入社会工作，剩下人就会立即倾向于躺平摆烂，因为结婚意味着责任义务超级加倍，但实际上却无法得到什么好处，就连“性保障”都被剥削得几乎一干二净，当一个契约理论上需要承担无限的责任却得不到任何的保证，那么最好的答案就是不“问他作案过程！”上杉宗雪沉默了片刻，还是厉声说道。

    “那天，我在废纸厂里面搜索，突然在一处更偏僻的垃圾堆里，翻到了一把被丢弃的、刃口崩缺但主体完好的重型工业裁纸刀。”江头刚之沉默了片刻，突然说道：“我突然隐隐地感觉到，大概是要完成什么了。”

    众人不语。

    案发当晚，江头刚之习惯性地来到山形北休息站附近想要借用公共设施进行洗漱，但是他本人依然很要面子，不希望被人发现，于是他故意来到广告牌之后观察了一会儿，想看看是否有人，如果没人他再进去。然后，他看到了西野未姬。

    “她一个人从路那边走过来摇摇晃晃的像喝醉了，但又不象很漂亮，穿得也干净太干净了”江头刚之说着说着的呼吸急促起来：“好漂亮，好干净，好迷人，这里不是老人就是小孩，好久没有见到这么漂亮的女人了，我想看清楚一点，我想看靠近一点观察是不是也一样干净’我跟着她，她好象没发现走到树林那边，她停下来了，好象在发呆”

    “我我没想杀她！”江头刚之突然提高音量，身体前倾，手铐哗啦作响：“我就是就是忍不住！她那么白，那么嫩我多久没碰过女人了！七八年？我不是坏人！我只是只是我只是看她头上的花朵很漂亮！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