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卷到的那个晚上，阅卷点灯火通明。铁皮箱被一箱一箱地搬进评卷大厅，在长条桌上摞成一座小山。阅卷组长亲手拆开第一个密封袋，把里面的试卷取出来，分发给各个阅卷小组。深潜的人守在外面，围墙上、大门外、楼顶上，每一个制高点都有人把守，整夜没有人合眼。

    半个月后，所有试卷批阅完毕。阅卷老师们在那栋楼里关了将近二十天，每天从早到晚对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手写字迹。有人眼睛熬红了，有人腰疼得直不起来，有人嗓子哑了。没有人抱怨，他们知道手里的每一分都关系到一个年轻人的命运。分数统计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阅卷组长带着十几个骨干，把每一份试卷的分数重新加了一遍，把每一张登分表重新核了一遍。加法要算两遍，两个人各算一遍，结果一致才能通过。不一致的退回去重算。那些登分表在桌上堆了厚厚几摞，工作人员一页一页地翻，一列一列地对。有人手指翻破了皮，用胶布缠一缠继续翻。有人眼睛花了，揉一揉继续看。分数汇总表一摞一摞地堆在阅卷组长的桌上，他一份一份地核对，确认无误后，在每一页的底部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盖上私章。

    那些分数被送到龙王那里。深潜基地的一个特殊部门负责拆封考生信息，工作人员把密封袋拆开，把里面的考生信息表取出来，一张一张地摊在桌上。每张信息表上印着考生的姓名、考号、所在地区，还有一个密封的条形码。工作人员把信息表和分数汇总表一一映射起来，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对，一个分数一个分数地核。几百人的活干了整整五天，终于把全国所有考生的分数都整理出来了。厚厚的几大本登记册，封面上印着“绝密”两个大红字。那几本登记册被送到了京市教育局。

    冷清妍坐在办公室里拿起电话，拨通了京市教育局局长的号码。电话接通的时候，局长正在开会，话筒那边传来嗡嗡的讨论声。冷清妍没有寒喧，没有铺垫，直接开口。

    “第一次恢复高考，肯定会有人浑水摸鱼，顶替身份这种事也一定会有人做。招生录取工作马上要开始了，我跟你说几件事。”局长让记录员赶紧记录。

    冷清妍说，录取分数要和成绩一起公告，每个考生的分数、录取分数线、录取名单，全部公开透明，不能有任何模糊地带。发现顶替者将永不录取，参与人员全部革职处分，不管是谁，不管背后有什么背景，绝不姑息。各地要重点关注偏远山区的录取工作，特别是那些农村学生。他们信息闭塞，被人顶替了可能都不知道，一定要确保录取通知书送到本人手上，报到时本人到场，不能让人冒名顶替。局长沉默了片刻，只说了一个字：“好。”冷清妍说顶替身份就是顶替了农村孩子出来的一条路，那是一辈子的事。局长没有说话。她把电话挂断了。

    五天后，全国各地的考生分数陆续公布了。各市教育局门口张贴着大红榜，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和分数。有人挤在最前面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尖叫着跳了起来；有人站在人群后面不敢上前，让旁边的人帮忙看看有没有自己的名字；有人看到了分数蹲在地上捂着脸哭。那些红榜从城市贴到乡镇，从乡镇贴到村庄，每一个考点、每一所学校、每一级教育局门口，都围满了人。有人考上了，有人落榜了，有人蹲在墙角哭，有人站在人群里笑。一张张红榜改变了一个个家庭的命运。

    全国招生录取工作大会在京市召开。各地教育局负责人、高校招生办主任、各省市分管领导，坐满了整个礼堂。冷清妍没有坐在主席台上，在台下第一排坐着，军装笔挺，短发齐耳。主席台上的人发言结束后，主持人转向台下请她讲几句。她站起来转身上了台，站到话筒前面。台下安静了，几百双眼睛看着她。

    “录取工作，我不多讲。原则只有一个，公开、公平、公正。”她的声音不高，在安静的礼堂里很清淅，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每一份试卷都要重新核查，每一分都要经得起检验。名单公布之后，各地要组织专人到录取学生家里走访，确认是本人报到。不是走形式，是实实在在的核查。基层的录取通知书，要亲自交到学生本人手里。报到后一个月内，各地驻军要组织人员对录取新生进行实地走访。不是抽查，是全复盖。”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台下几百张面孔。“高考恢复了，大学重开了。这是多少人用命换来的机会。不能因为录取环节的疏漏，让那些不该上大学的人上了大学，让那些该上的人上不了。”台下没有人说话，所有人都看着她。冷清妍最后说了一句“录取工作，就讲这些”，转身下了台。她坐在台下没有再说话，听着台上的发言，想着那些还在等待录取通知书的年轻人，想着那些躲在暗处的人会不会在录取环节动手脚。

    她的担心不是多馀的。总有人会挺而走险，顶替身份这种事从古至今没有断过。他们把别人的分数、别人的名字、别人的命运据为己有，让那些真正考出高分的学生在不知情中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那些学生大多是农村的，家里穷，没有背景，没有门路。被顶替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