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隼去女孩家里，是在他到云市的第二天。女孩的家在深山里的一个山寨。车子开不进去，他在山脚下弃车步行，沿着崎岖的山路走了几个小时，问了好几个村民才找到那个寨子。女孩家在寨子最里头，一间低矮的土坯房，门板裂了几道缝，窗户上糊着报纸。院子里没有象样的家什，墙角堆着几捆柴火。他敲了敲门，门开了一条缝，一个妇人探出头来，脸上满是戒备。

    灰隼说找她的女儿。妇人愣了一下，回头喊了一声。女孩从里屋走出来，黑瘦，穿着旧棉袄，脚上一双洗得发白的解放鞋。灰隼站在原地把来意说了。女孩听着听着手开始发抖，眼框红了，鼻翼翕动着。

    灰隼说她考得很好，除了外语，其他的几门接近满分。她的原始分数被人篡改了，篡改分数的人已经被抓了。女孩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不是无声的流泪，是号啕大哭，哭得蹲了下去，哭得整个人缩成一团。她娘站在旁边愣住了，半晌才反应过来，蹲下去抱住女儿，也跟着哭了起来。两个人抱在一起哭，哭得嗓子都哑了，哭得浑身发抖。灰隼站在旁边看着那母女俩，眼框也有些发酸，片刻后蹲下来，轻声说，录取通知书会有人专程送来，让她在家安心等着，不用再去县里查分了，也不用再写信了。

    女孩从她娘肩膀上抬起头，擦了一把眼泪，问了一句：“我真的能上大学吗？”

    灰隼看着她那双哭得通红的眼睛，应了一声“能”。女孩的眼泪又涌了出来，她娘把她搂在怀里，母女俩又哭了起来。灰隼站起身，朝院子外面走去，脚步很轻，不想惊扰她们。走出寨子的时候他回过头，看到那扇裂了缝的门板还开着，女孩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一条已经湿透的手帕，看着他的方向。灰隼冲她点了点头，转过身，大步朝山下走去。

    高考的招录工作仍在继续，但节奏已经慢了下来。最繁忙的阶段已经过去，各地的教育局从最初的焦头烂额中渐渐理出了头绪。该复核的分数复核了，该处理的投诉处理了，该补发的通知书也补发了。那些被篡改分数的考生，大部分已经得到了纠正。有人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正在地里干活，把锄头往田埂上一扔蹲在地头哭了半天。有人是在公社门口看到纠正后的分数榜才知道自己考上了，一路跑回家鞋都跑掉了。

    有人等了很多天没有等到通知书，以为没希望了，正准备收拾行李去学校复读，村长骑着一辆叮当响的自行车赶到村口，老远就举着那个牛皮纸信封喊“考上了考上了”。那一幕幕悲欢离合，在各地乡村和城镇同时上演。

    整个国家都呈现出一股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那种气息不是在会议上能听到的，也不是文档上能读到的，是在街巷里、在田埂上、在工厂车间里能闻到、能触摸到的。大街小巷都在谈论高考，有人说“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有人说“明年我也要考”，有人已经开始借课本了。晚上路灯下，年轻人围在一起讨论数学题；早晨公园里，有人拿着书本在大声朗读；厂矿企业的工会把会议室改成自习室，给准备明年高考的年轻人提供看书的地方。

    有些考上了，有些没考上。考上的收拾行囊准备去大学报到，没考上的擦干眼泪借来课本开始复习，准备明年再战。没有人觉得高考只是一次机会，考不上就再也没有了。大门已经打开，只要想走，随时可以进去。

    春节前夕，高考的收尾工作已接近尾声。录取名单大部分已经确定，通知书大部分已经送达，那些偏远山区的考生也陆续得到了消息。信访办那几部曾经响个不停的电话渐渐安静下来了，信件也从每天几麻袋减少到每天十几封。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难得能按时下班，有人开始商量过年回家的事，有人已经买好了火车票。

    这天下午，信访办收到了一封异常的信件。信封上没有寄信人的名字，邮戳是川省某县的。工作人员拆开信封抽出信纸，信纸皱巴巴的，象是被揉过又展平的。信写得歪歪扭扭，字迹潦草，有些地方墨水洇开了，有些地方被泪水打湿过字迹模糊。写信的人说话颠三倒四，反复说着同一件事。信里反复出现几个字，“烈士”“妹妹”“高考”“抢”。

    工作人员把信看了好几遍，心里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转给哪个部门处理。信里说的事情太大了，涉及烈士的妹妹，涉及高考分数被篡改，涉及大学录取通知书被抢。这不是他们能处理的事情，甚至不是教育局能处理的事情。工作人员把信装回信封，在信封上贴了一张便签，写了“特急”两个字。信封被送到了主任桌上，主任看了又送了上去。

    竹青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正坐在情报中心会议室外的走廊里。他把信封拆开，信纸展开，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手指攥着信纸微微发抖。信是川省一个偏远山区的女孩写来的，没有署名，只在信末尾写了“一个烈士的妹妹”。

    女孩说她哥哥在部队牺牲了，父母体弱多病，家里靠她一个人撑着。她白天干活，晚上复习，高考成绩出来后上了分数线，但录取通知